身体包含了我们一切秘密的全部。从实践到经验再到以人物画为代表的魏晋身体再现艺术，我的研究主要局限于哲学与美学的视角，如果从人类学、民俗学等角度出发，多视域地进入魏晋身体世界，如此关于魏晋身体现象背后的众多文化意义与价值将会得到更加细致与具体的揭示。
在魏晋美学研究中，身体审美和身体问题始终处于一个“缺席在场”、隐而不显的状态。以《世说新语》为例，围绕身体美的欣赏专门有《容止》类；关于身体生命的哲学性思考更是散见于《伤逝》《赏誉》《品藻》等；甚至就个体生命持存的“贵身”思想和“保身”方法等，几乎遍及《世说新语》全部文本。
《世说新语》代表魏晋时代身体世界
学术界却很少冠以“身体”的名义，或者说缺乏从最切己和最直接的视角—即身体出发，来重新审视和思考魏晋人所身处的世界，以及它所展现出的审美特质及其丰富的文化内涵。
众所周知，“人的觉醒”是魏晋时代的精神底色，唯有以身为本，从身体的真实处境出发，来审察以《世说新语》为代表的魏晋身体世界，我们才能理解魏晋身体观和身体审美背后的美学精神所在；才能理解和真正把握这样一个相反相成的悖论式时代——政治最混乱、社会最黑暗和精神上极自由解放、最富于热情——对“人的觉醒”的孕育，以及后世所谓的“魏晋风度”的具体内涵。
一言以蔽之，对魏晋身体观和身体审美现实的研究一方面可以借魏晋人之镜来鉴当代社会身体审美之得失；另一方面，魏晋身体观和身体审美问题的研究，不仅可以补充和建构更完整的魏晋美学史和魏晋知识谱系，而且作为一个有待深入挖掘的话题，断代史的魏晋身体审美研究更是贯通整个中国美学的一个重要关节点。
视“身体”为沟通自然和社会文明的中介，从身体能动参与和自然审美的关系出发来研究魏晋美学。这一范式的研究主要是围绕宗白华先生所说的魏晋人两个审美维度的发现，即向外发现了自然美，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进行论说的。
前者有对“魏晋美学的自然意象”的研究，以及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审美意蕴”和“生态智慧”的研究；后者则主要是就魏晋人“情本体”生命观”和万物有灵论的生存哲学进行再阐释。
学术界关于魏晋时代的身体观和身体审美现象有一个共同的研究范式，即以中国固有的、隐而不显的身体观或身体审美现实为主，以化用西方身体美学的相关理论为辅，从而发现和触及到了魏晋人身体观和身体审美现象背后的中国文化精神内涵。
如中国古人以物喻人的“尚象”思维传统，中国古人关于自我身体生命形与神、身与心和而不同、相辅相成的认识模式，中国古已有之的“仰观俯察”“移步换景”“即景会心”等身体性在场理念，身体的情境性出场与自然审美的亲密关联，及其背后所蕴含的天人合一的精神实质等。
《世说新语》全面映射魏晋时代身体性
在魏晋时代，身体哲学、身体美学与身体的社会学是高度统一的。魏晋人的“自由”与“解放”是即时即地对自我生命身体欲望的尊重与个人真实情绪的挥洒与表达上；而所谓的“富于智慧”则体现在魏晋人对生命生存危机的化解和对身体的自我管控上，如不露“喜愠之色”的嵇康等人。
总之，立足于身体既可以是审美的主体和被审视的客体，身体本身又是被社会文化所建构的存在这一事实，《世说新语》从全方位对魏晋时代“人的觉醒”所必须要经历的一系列身体性事件进行了映射。
毋庸置疑，“人的觉醒”是魏晋时代的总基调和核心问题。而从“身体观”和身体审美现象中省察“人的觉醒”更是魏晋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法。
以“身体”为视角，采用身体哲学、身体美学及身体社会学等相关理论，对以《世说新语》为代表的魏晋社会身体观和身体审美现象进行历史地还原，从魏晋人切切实实的身体生命境遇中思考魏晋人刻意为之的身体修饰和身体审美风尚，及其背后的哲学底色和社会动力等。
总之，魏晋时代的身体观和身体审美不是单向度的纯身体美学研究。我们不仅要在历史中看身体审美和身体问题，更要在身体审美的社会实践中看到历史；既要看到魏晋时代对先秦身体观和身体审美风尚的继承，又要看到魏晋作为一个新的时代，其对相继而来的审美观念和身体生命意识所作的自我创新、突破与发展，从而真正认识和体会魏晋人活生生的身体生命遭遇，以及其背后所包蕴着的丰富文化精神内涵。
魏晋是继先秦“我即身体”的生命哲学观之后，“我有一个身体”的个人主义意识出场的时代。总而言之，更加真实的魏晋身体世界不啻于此，魏晋名士是一群矛盾态的存在，魏晋人的觉醒“具身体现”在身体生命的伦理态与生理态欲望表达的张力之间。
由此才能理解魏晋人在身体生命朝不保夕的现实境遇中，因为注重和尊重自己鲜活而敏锐的身体生命感受，魏晋时代才能够形成如此独特、细腻而成熟的以“身”为主的美感—“清通”“简要”，从而影响到美学的评价标准则以“真率”为一切审美现象的最高尺度。
《世说新语》鲜明表现身体世界互主体性
魏晋名士参与和进入自然，在身体的自由绽开中，自然万物也得以纯全地被感知和把握。具体而言，实现了身体与自然的合二为一，人与自然之间呈现出一种互为主体性的存在。
一方面，在身心和谐且完全舒适放松的状态下，具身性的人能够以更自在的状态全身心地走近和融入自然，不断移步换景、触物相感；
另一方面，山水万物本身也被感知为释放着生命气息和营构着审美氛围的存在，于是乎，自然的节气和万物的律动与具身性的人之间两相呼应，感荡人心，人与自然之间便开始了真正地审美对话，因为“只有在审美中，理性无拘无束，感性也无拘无束，二者随意交融，不断积累，从而不断丰富人的心灵。
置身于这样一种人与自然若即若离、和谐互通之境中，人以有情之眼观万物，感知万物；万物以感性形色悦人耳目，自然在打开我们耳目感官的基础上，各身体感官得以自由交感与沟通，从而使欣赏者得以全面、完整地把握审美对象，以获得一种“大制不割”的纯全之美。以至于顺承“悦耳悦目”的官能享受而进入到“悦心悦意”。
自然物在魏晋人身体世界中是一种互主体性的存在，其既有着自己的客观感性样貌，同时“自然”本身与具身性的人在精神乃至生活上是相互贯通的。这两点不同在《世说新语》中都有着鲜明的表现。
其一，魏晋时期的隐士并不弃绝文化追求和遗弃俗世，这一点反映在他们从审美的角度出发、为身体精心营构一山一水的实践中，同时还表现在隐者们将自然态的身体存在与文化态的身体需求相结合的玄谈与析理中。
其二，从自然美的生成端赖身体的参与角度而言，身体生命长期处身于自然山川与草木鱼虫中，伫足停留与欣赏，于是，在这伫足中，时间开始延长与变慢，空间开始广漠而消失，由此决定了魏晋隐士确实是自然美的最早参悟与发现者。
由是而言，魏晋时代对自我“身体”的发现，不止于“发现”身体，而是要彰显身体；不仅要将身体从传统道统观的规训下解救出来为我所用，而且还要以身体生命的感性存在为尺度并进而审美地使用。如此，魏晋式的交往行为既改造和解放了身体，同时，客观上也以身体力行的方式形塑了魏晋文化，其背后既是对礼教的反抗，也体现出魏晋人身体观的革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