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中的快乐，产生于对学习内容的兴趣和深入。世上所有的人都是喜欢学习的，只是学习的方法和内容不同而已。优质的心得体会该怎么样去写呢？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秀心得体会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有关战争论读后感和心得体会和方法一
看到那里，我悲愤难抑，泪流满面。我们国家有如此英勇的将士，为什么还惨遭失败？我认为首先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密不可分。
中国看起来是一棵庞大的树，但以慈禧为代表的清政府官员掏空了树心，风雨一来，便弱不禁风。光绪十四年（1888年）慈僖太后挪用海军经费3000万两白银，在清漪园的废墟兴建起颐和园。致使北洋水师无法更新装备，弹药也严重不足。战斗在即，北洋舰队才匆匆从德国加急购买炮弹。将士们拼着老命将炮弹打进了日本军舰的弹药，却没有炸沉敌舰，因为那压根儿就是一臭弹――打不响的。
树虽然被掏空了，但还有些忠心的根牢牢抓住土地，不让风将树吹倒。北洋舰队上的官兵去英国留过学，日本联合舰队中的吉野号舰长和他们是朋友，劝他们投降，但他们却选择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舰在人在，舰亡人亡。"就这样，很多将士和舰队一齐投入了大海的怀抱，在海洋的胸堂中静静地守护着国家的领土。
有英雄如此，北洋舰队仍败走麦城，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日本励精图治。为了富国强兵，明治天皇捐出了皇室开支的十分之一，甚至拿出了饿肚皮的精神，一天只吃一餐饭，鼓动着他的臣民为战舰捐出口袋里的最终一个铜板。
敌强我弱，敌俭我腐，这就是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的原因。
影片中，随着军舰的沉没，战争的硝烟慢慢离我们远去，但其中有一个画面，定格在了我的脑海：邓世昌一手拿冲锋旗，一手把住螺旋桨，开着致远舰朝吉野号撞去。他长发飞扬，一脸悲愤，为祖国为人民，他的眼中射出坚定的光芒。那光芒，耀眼得能够把太阳比下去。在滚滚浓烟中，(fwsir.)他似乎能够永远屹立不倒！
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屈辱史。如今虽然战争不再，但依然到处都充斥着弱肉强食，要想不再被欺负，不再挨打，仅有富国强民，才能使中华民族昂首立于世界之林。
有关战争论读后感和心得体会和方法二
家庭，肯定会有一些小矛盾，这些小矛盾应该很快会化解，可我们家就不一样，这样的小矛盾有时就会引发一场“战争”
第一次家庭大战：老妈vs老爸
有一次，我们全家在看电视，本来和和睦睦的，可老爸突然说：“老婆，你看你同事身材多好，你看你多胖，也不自卑？”这本来是个玩笑，却让老妈大发雷霆，火冒三丈。她眼精里燃烧着怒火，抡起他的“降龙十八掌”，连续不断的攻击老爸。而老爸为了迎接老妈那强烈的进攻，用那坚硬，冒着青筋的拳头对着老妈。但老妈早就凭着多年的“战争”经验看透了老爸——舍不得打她。果然，老爸退了几步，老妈冲上去，又给了老爸一顿乱拳，老爸战败而逃
第二次家庭大战：我vs老爸
我和老爸是一对天敌，“战争”次数数不胜数，就说上次吧，我不小心把一滴墨水滴到老爸的报纸上，这本来是件小事，可老爸却发火了，他向我冲来，我见势不妙，忙去搬救兵——老妈。我拉着老妈出现在老爸面前，老爸一见老妈，气势就减了一半。这时，老妈在我耳边说了两个字：“挠他。”我两便冲向老爸，还没等他反应过来，我和老妈就已经挠的他在地上起不来了。这一回，还是老爸战败。
第三次家庭大战：我vs老妈
有一次测试，我只考了88.8分，虽说是个吉利的数字，但一回家，又要吃拖鞋炒肉了。咳，果然，我一进门，妈妈就问我：“考了多少？”我支支吾吾的说：“80……8……分。”啊？！才这么点分！是不是想挨揍啊？啊？！”老妈使出他那河东狮吼，差点没把楼镇塌。我想：“咳，完了！”便直接投降。
啊！老爸老妈又开战了，我去支援了，再见。
有关战争论读后感和心得体会和方法三
公元前431年，希腊世界爆发了一场规模空前的战争。战争在两大军事同盟之间展开，一边是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另一边是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这两大军事同盟的历史至少要追溯到约半个世纪以前乃至更早。伯罗奔尼撒同盟是斯巴达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上建立起来的传统军事同盟，其领导机构是同盟大会，但同盟大会的决议需经斯巴达公民大会批准方能生效，因此实际的领导者是斯巴达。斯巴达拥有希腊世界最为强大的军事力量，至迟从公元前700年起就主导了希腊世界的战争。公元前479年，希腊盟军成功击退入侵的波斯大军，取得了希波战争的决定性胜利。但波斯的军事威胁依然存在，而且小亚细亚的希腊城邦仍未获得解放。然而希波大战中的希腊盟军统帅国斯巴达出于地缘考虑(斯巴达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东南部，远离波斯威胁)，不愿继续同波斯人作战。在战争中崛起的雅典遂接过领导权，于公元前478年组织希腊东部即爱琴海上岛国及周围城邦，建立了继续抗击波斯的提洛同盟，其成员国达到近200个。同盟在对波斯战争中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不久波斯的威胁逐渐消除，但雅典仍然牢牢控制了同盟诸邦，使它们成为自己建立霸权的工具。
这两大军事同盟之间时有摩擦。公元前446年，为避免大规模冲突，双方签订了“三十年和约”。但和约终究没能维持下去，双方的摩擦最终导致了战争的爆发。围绕埃皮达姆努斯(epidamnus)和波提得亚(potidaea)的冲突成为战争的导火线。埃皮达姆努斯是科居拉(corcyra)在希腊西北部亚得里亚海东海岸建立的殖民地城邦，科居拉又是科林斯在希腊西北部埃皮鲁斯沿海建立的殖民地城邦，扼守着希腊通往意大利和西西里岛的交通要道。公元前435年，埃皮达姆努斯的民主派驱逐了贵族派，建立起民主政体。被逐的贵族派联合近敌攻打城邦。民主派遂遣使向科居拉求援，遭到拒绝。无奈之下，转而向科林斯求援。科林斯派遣一支军队从陆上增援。科居拉得知消息，立即派遣一支25艘战舰的舰队开赴埃皮达姆努斯，旋即又派一支舰队增援，战舰一共达到40艘之多。她要求埃皮达姆努斯驱逐科林斯的援军，并让贵族派重掌政权。在遭到拒绝后，即以舰队围困埃皮达姆努斯。对此，科林斯迅速作出反应，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动员。科居拉又遣使科林斯，试图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争端，遭到科林斯拒绝。后者和其盟邦组织起一支75艘战舰和2000名重装步兵的军队增援埃皮达姆努斯，科居拉的舰队也增加到80艘战舰。两军交战，结果科居拉舰队大胜，击沉敌舰15艘。兵败后的两年，科林斯积极扩充舰队，进一步备战。科居拉并未加入两大军事同盟，此时面对属于伯罗奔尼撒同盟的科林斯，自感孤立无援，乃遣使雅典寻求结盟。科林斯闻讯亦遣使雅典，力劝雅典不与科居拉结盟，宣称此举将打破双方之间的“三十年和约”。
雅典先后召开两次公民大会讨论此事，考虑到科居拉及其舰队的战略重要性，最终决定和她结成防卫同盟，派遣10艘战舰协助防卫。公元前433年，科林斯在盟邦支持下，派遣一支150艘战舰的舰队出征科居拉，后者尽出110艘战舰迎敌。战斗进入关键时刻，科林斯舰队将要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候，前来增援的20艘雅典战舰及时出现，科林斯舰队见形势不明，收兵回师。双方都宣称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接着，雅典和伯罗奔尼撒同盟又围绕希腊北部的波提得亚发生了摩擦。波提得亚是科林斯建立的殖民地城邦，因此同科林斯保持着密切联系，但却是提洛同盟成员国。科居拉之战后(公元前432年)，雅典为防波提得亚在科林斯策动下反叛，要求她摧毁防御堡垒，向雅典派遣人质，并驱逐科林斯官员，为此派遣一支30艘战舰和1000名重装步兵的军队前往波提得亚强制执行。波提得亚一面派遣使节到雅典申诉，一面寻求斯巴达的支持。斯巴达承诺如若雅典攻打波提得亚，即派军进攻雅典。波提得亚得此承诺，即联合邻近城邦反叛雅典，科林斯则派遣1600名重装步兵和400名轻装兵予以支援。闻此消息，雅典又遣2000重装步兵和40艘战舰增援先头部队，在击败伯罗奔尼撒援军后围困了波提得亚。
科林斯立即作出反应，派遣使节到斯巴达陈情，并吁请伯罗奔尼撒同盟各邦派遣使节到斯巴达商讨对策。斯巴达公民大会经过辩论，多数意见认为和约已被雅典人打破，遂将此决定通告同盟诸邦使节，这意味着向雅典宣战。次年战争爆发。这场大战延续了27年，其间经历了战与和、背叛与镇压、城邦内部的政治革命等各种戏剧，直至公元前404年雅典无条件投降。
若非一部历史书，我们对这场大战的情况几近一无所知，更不用说如此细致和准确的了解了。这部书就是《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它的作者雅典人修昔底德曾亲历过这场战争，甚至还参与了其中的战事。公元前424年，修昔底德当选雅典的十将军之一，和另外九名将军一道指挥作战。是年冬，斯巴达将军布拉希达斯(brasidas)率军围攻雅典建立的殖民城邦、位于爱琴海以北色雷斯沿海的安菲波利斯(amphipolis)。守城的雅典将军欧克勒斯(eucles)请求在色雷斯率军作战的修昔底德驰援，但他未能及时赶到，致使安菲波利斯陷落，因此而获流放之刑。流放使得他有机会成为这场战争的记载者。他写道：
我在懂事的年龄亲历了整个战争，乃专注于了解它，弄清楚战事是如何确切展开的。恰巧我在指挥安菲波利斯战事后遭流放，能了解到双方的行动，因我的流放者身份，尤其能了解到伯罗奔尼撒方面的行动，而且我有闲暇认真考察它们。
在修昔底德看来，这场战争是希腊历史上最为重大的战争。他在开篇即写道：
雅典人修昔底德在此记叙了伯罗奔尼撒人和雅典人之间的战争，从战争爆发之初开始写起。他相信这将是一场伟大的战争，比之过去任何一场战争都更值得叙说。证据是双方都处于力量的最高峰，作好了充分准备，而且他看到其他希腊人都站到了其中一方，一些是立即站到了一方，另一些则也打算如此。这是希腊世界和部分蛮族世界发生的最大变局，也可以说几乎是全人类的最大变局。
当然，他之所以选择这个主题，还有另一个原因，即在他看来，只有当代的事件才有可能进行比较确切的了解和记载。而“我们之前的和更为古老的事件，则因年代久远，并不能准确地求得”。即便是当代的事件，也不易准确把握，因此需要求实的态度和严密的方法。对于自己的记载，他这样说道：
对于战争中所发生的事情，我的原则是不记载从碰巧在场的人那里获得的情况，甚至不凭借我本人的印象;我所记载的，要么是我亲历的，要么是我从他人那里获悉，但我尽最大可能一一准确核实过了的。即便如此，还是难以发现真实情况，因为见证同样事件的人并非就事论事，而是具有各自的偏好且记忆不同。
这是令人惊叹的史学方法宣言，即使到了今天，这种求真的精神仍然值得历史学家们学习。这也是令人惊叹的人类思想成就，因为2400多年以前的古人，就已对于人类认知和历史真实之间的差距有了清醒的认识。我们不应忘记，在修昔底德写作之时，西方的历史学才刚刚诞生。他之前的希罗多德被誉为西方的“历史学之父”，其撰写的《历史》完成于公元前4代，不过早了约。希罗多德是个伟大的叙述者，对于不同民族的风土人情文化充满好奇之心，因而在后现代主义大行其道的今天，尤其受到读者青睐。但他并未提出如修昔底德这样严谨的史学方法。他的记叙充满奇闻轶事，而且在他的笔下神谕和预兆在很多时候也还是历史事件的决定因素。到了修昔底德笔下，神谕和预兆以及其他超自然的因素都已完全消失了，取而代之的对事件的因果关系、人类社会中的权力关系、人类活动的动机和理性以及心理因素的记叙与深刻分析。对于希罗多德的不严谨，修昔底德本人已提出了批评(尽管是不指名的)，并称自己的写作目的不同，不是为了迎合当下的口味，而是为了垂范后世：
也许我的记叙因缺乏神话传说而不那么动听，但如果那些想要清楚了解过去发生的事情，并以此理解将要发生的类似事情(因人性如此)的人判断它有所帮助，我就满足了。我的著作不是为了竞相取悦于眼下的听众，而是要垂诸永远的。
这种自信并非盲目自大，而是新近建立起来的对人自身的理性的充分自信。要理解这一点以及修昔底德和希罗多德的差异，我们需要回到他们所生活的时代。公元前5世纪后半期发生了希腊历史上最为深刻的思想大变革，通常被称为智者运动。智者派的思想家们质疑神明的权威，挑战传统的思想与信仰，提出从人出发、用人的思维和认知能力理解万事万物。普罗泰戈拉所说“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是新思想的宣言。但新思想并不仅仅限于智者派，也不仅仅限于哲学领域，而是广泛地体现在希腊社会的各个领域。在哲学领域，苏格拉底无疑是最为杰出的代表。在文学领域，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用悲剧探讨一系列社会和人性的问题，阿里斯托芬则用嬉笑怒骂对雅典城邦政治提出质疑与批评，无疑激发了普通公民的思考与讨论。在政治生活领域，伯里克利领导下的雅典建立起完善的民主制，普通公民直接参与国家的管理与决策。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历史学从之前的神话叙史传统中脱胎而出，转而从人和人类社会的角度把握历史。如果说希罗多德的记叙仍带有传统神话思维的痕迹的话，那么修昔底德则彻底地告别了神话思维，用新思想所确立起来的理性方式记叙和分析历史，可以说他的著作是这场思想大变革的产物。如果要深刻理解公元前5世纪后半叶的希腊思想史，我们能够阅读到的当时的文本除了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的悲剧作品，就只有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了。
因其严谨的史学方法和理性的历史书写，也因其对于伯罗奔尼撒战争这段历史细致而丝丝入扣的“还原”，修昔底德成为西方文明传统中最为伟大的历史学家。19世纪的英国历史学家麦考利勋爵写道：“我毫不迟疑地宣称修昔底德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历史学家。”由于现代人的理性源自古代希腊，修昔底德的著作读来也非常具有“现代”感。在论及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原因时，修昔底德写道：
至于他们打破和约的原因，我将先记叙他们相互抱怨的事由及其利益相冲突的具体事例。这是为了使所有人清楚地知晓何以导致这场降临于希腊人身上的战争。但是在我看来，战争的真正原因很可能被这样的记叙所掩盖。致使战争不可避免的是雅典人力量的增强以及斯巴达人的担忧。
这一经典的分析成为后世众多历史事件分析的榜样。修昔底德所描述的两大势力的对立于我们而言也并不陌生，中国实力的日益增强所引起的美国人的担忧充斥着国内外的媒体。实际上，美国人(以及其他西方人)的这种思维在不小的程度上直接受到修昔底德的影响。在冷战形势初见端倪的1947年，当时的美国国务卿乔治•马歇尔在普林斯顿大学的一次演讲中说道：
如果一个人至少在他心里没有思考过伯罗奔尼撒战争这个时期以及雅典的失败，我真的怀疑他是否能够用完全的智慧和深刻的洞见思考当今基本国际事务中的某些东西。
换言之，马歇尔所代表的西方人是拿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和斯巴达的对立来类比和理解冷战中西方阵营和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对立的。这种思维实际上十分普遍，也许影响了整整一代人。著名古典学家、普林斯顿大学荣退古典学讲席教授w. 罗伯特•康纳尔(w. robert connor)在谈到他对修昔底德的兴趣时说：
我最早阅读修昔底德是在20世纪50年代。那是一个奇怪的年代，我们美国人享有如此巨大的力量和稳定，但却认定这样的灾难近在眼前。在第一次冷战时期世界划分成两大阵营似乎不言自明。巨大的反民主大陆强国……都拥有自己的“卫星国”以及协调一致的征服世界的计划，它们似乎正驶向同“自由世界”的冲突，后者的力量来自于对大海和空域的控制。在此前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民主的、主要基于海军力量的雅典和极权的、基于陆地的斯巴达之间的斗争，为我们自己的时代提供了一个简单的但却是令人惊惧的寓言。修昔底德的著作为我们自己的两极对立世界提供了一个先例，我们希望，它可以指导我们处置险象环生的当代国际事务。
当然，把雅典看作民主国家的象征，而把斯巴达看成是“极权”国家的代表，实际上是对希腊历史的歪曲。斯巴达的城邦政治事实上也具有一定的民主特征，城邦大事都要交公民大会讨论和决定，虽然这决定不一定是最终的，还可能为贵族议事会所推翻。在距马歇尔的演讲36年之后的1983年，198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加州大学斯拉夫语言文学教授、波兰诗人切斯瓦夫•米沃什在谈到20世纪“迅速而暴力的变化”时说，“惟一可能的类比是修昔底德记载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时代”。即便冷战时代结束之后，以修昔底德为指导的两极对立思维仍未改变。2000年，笔者应邀在美国一所有名的文理学院和该院古典学教师共同上一堂希腊史课。在讨论到伯罗奔尼撒战争时，该院老师立即提出了20世纪世界局势的类比，并向学生提问道：“谁是今天的斯巴达?”一名学生回答说：“是中国吗?”老师立即斩钉截铁地说：“完全正确!”
因此，对于理解当今的世界局势而言，修昔底德仍然具有巨大的指导意义。当然，这意义并不在于我们要先入为主地将我们的世界和美国人(或西方人)的世界看成是必然对立的，而在于修昔底德能够帮助我们理解美国人为代表的西方思维，从而理解我们的处境。修昔底德传输给西方人的并不仅仅是两极对立的政治思维模式，而是一整套国际关系的思维。事实上，对于西方人来说，修昔底德正是国际关系中所谓现实主义或者说强权政治学说的奠基者。这一学说认为，在国际关系体系中，不同国家的利益是相互冲突的，因此它们总是处在对立和斗争之中。国家以自我为中心，以强权维护其利益。国际关系的决定性因素是大国，其相对稳定在于保持大国间力量的均衡。修昔底德对雅典和斯巴达两大阵营的记叙明确阐明了这些原则。在斯巴达人讨论是否向雅典宣战时，雅典使节在斯巴达公民大会上如此辩护：
如果我们接受了一个被给予我们的帝国，而不愿意放弃它，我们的行为并无特别之处，也未违反人性。三个有力的动机阻止我们放弃它，那就是荣誉、恐惧和利益。我们并不是第一个这么做的。相反，弱者总是为强者所统治，而且我们认为自己值得拥有如此权力。
同样，修昔底德也阐明了强权政治的原则。在记叙雅典人和米洛斯人的谈判时，他让雅典使节说：“有力量者主导，弱者只能屈从。”
对于修昔底德而言，历史书写的目的并不仅仅是记录过去事件，更重要的是发现和阐明那些事件背后的一般性规律，以使历史能够成为现实生活的指导。过去的历史事件虽然各不相同，但都是可以通过对人性的把握来理解和解释的，因而不必依靠超自然的因素进行解释。详述具体历史事件的意义即在于通过个别事件的叙述来把握在事件背后起作用的人性以及人类社会群体的一般性行为模式。因为人性是不变的，人类群体的行为模式是循环反复的，所以历史事件也可能在将来重复。在修昔底德的著作中，每个时代都能看到自己的影子，这也许是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现代意义。
有关战争论读后感和心得体会和方法四
我们不要轻视我们先人的智慧，古希腊在公元前4-5世纪，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智慧就让我感到震撼。他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这部历史巨著，不仅记录了希腊半岛爆发了这场长达27年(公元前431-404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更重要的是通过记录战争释放出关于人类自我救赎能力的终极思索。《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是一面镜子，即便是向火星发射探测器的今天，这面镜子依旧会映现出人类社会深陷暴力、战争和无休止的纠纷中，我这个高中生，仰天长叹，呜呼，人类为什这样不可救药和沉迷不醒?我知道我的这种悲观微弱得犹如深夜里一声虫鸣，但是，即便是虫鸣，作为生命意义也要发声，让我的思索从悲观开始吧，让我的进取在悲观中获得理性的力量并成为人类正义和理想的行动。此刻，夜空群星灿烂，有虫儿在窗外歌唱，恍惚中，修昔底德这两千五百年前古希腊的先贤，已从书中走出来，羽化为长髯飘飘的仙者，对我说，青年人，一切思索都来自于痛苦，我思故我在，思索吧，不要怕上帝发笑，上帝微笑着看着你。顷刻，修昔底德影子一样隐身到于《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书页里，古与今，中与外，我的思维在辽阔和沉寂中徜徉，我看到从书页中升腾着人类智性的光焰，照亮这个夜晚，照亮这个世界，照亮我无眠的诗思，上帝曰，要有光，就有了光，我真的感到此刻要有光就有光的感觉，老实说，这光不是来自上帝，而是来自修昔底德和雅典的黄金时代。
修昔底德目睹了雅典帝国由盛而衰的过程，自然，他的笔底下就隐含着关乎人类命运的巨大忧伤，这让我想起《红楼梦》，在东方，通过对一个家族由盛而衰的真是记述，曹雪芹的笔下依旧隐含着关乎人类命运的巨大忧伤，两个伟大的灵魂不约而同社会体制对人类命运的亵渎。让我的思绪还是回到《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历史情境中，修昔底德对雅典的民主政治是爱恨交加，虽然经历2500年的历史沧桑，我们也会同修昔底德一样，面对雅典人对民主政治所表现出追求正义的勇气和卓越的政治智慧，而砰砰然心跳不止，什么商定城邦大事的公民大会，什么五百人议事会，什么陪审法庭，这简直就是古代版的“三权鼎立，”什么差额选举制、任期制、比例代表制，2500年后的今天，依旧是民主政治的常规形态，雅典民主政治诞生于公元前五世纪，置身于其中的修昔底德理所当然心存赞叹和陶醉，也许雅典公民大会的首席将军、伟大的政治家伯利克里的话代表着修昔底德的心声：“我们的制度之所以称之为民主政治，是因为政权在全体公民手里，而非被少数人掌握。”两千五年后的我们，如果不怀有偏见，也会赞佩伯利克里们对人类民主事业的贡献，也会惊叹雅典对公权管理而表现出非凡的政治智慧。
不过，拨开重重迷雾，我们无不遗憾地说，命运就这样捉弄人，黄金时代的雅典，竟是盛也民主，衰也民主。在古希腊公元前4—5世纪，雅典帝国的兴盛源于两个关键因素：一是第一次希波战争后，雅典以对爱琴海的海上控制权实现对其他城邦贸易上的优先分配权，赢得了在同盟中绝对的领导权威;一个是雅典以严谨而优雅的民主体制，焕发了国家的活力和对城邦稳定的控制力。不过，我的注意力始终在关注雅典帝国的民主建设，雅典的民主建设经历了梭伦改革、庇西特拉图僭主政治、克利斯提尼改革和伯里克利时代四个阶段，不过，雅典的民主政治不断从少数贵族向新兴工商业者的“主权在民”的方向延伸，生而平等，主权在民，作为人类社会宝贵的政治经验和思想智慧固定下来，成为一种雅典的模式，于是雅典也就有了雅典是希腊的学校、雅典也是人类的学校的美誉。
表面上看，雅典的民主政治是温情脉脉的，体现了“人是万物的尺度”，不过，我们应当清醒看到，雅典的民主政治本质上是奴隶制体制下的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民主政治，在民主的华丽的外衣，隐藏着种种社会不公和体制上的罪恶。首先，雅典的民主政治是少数贵族的统治工具，雅典的公民只能是城邦里成年男性贵族，妇女、奴隶和外邦人被排除在公民之外，刚刚发生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公元前431年，雅典的人口总数大约40万人，其中享有公民权仅有4.2万人，而妇女、奴隶和外邦人多达35.8万人，有投票权的公民和无投票权的妇女、奴隶和外邦人的比例为4.2:35.8，加上受经济等条件限制，能够参与民主管理国家事务的人少之又少，将妇女、奴隶和外邦人等大多数人排斥在外，可见雅典式民主奴隶制的本性和“人的尺度”上的荒谬性，离“生而平等”的人的尺度相距甚远，因而，说到底，雅典式民主不过是奴隶主享有特权的有限民主。
雅典式的民主政治还有一个让人诟病的地方，就是在雅典民主政治发育的过程中，其经济来源是靠对其他城邦实行残酷的剥削和掠夺，人生而平等，种族更应该生而平等，而雅典对其他城邦却是生而不平等。到伯罗奔尼撒战争前20-30年，雅典利用其强大的海上势力控制了东地中海地区交通要道和战略要地，雅典依靠执掌提洛同盟的领导大权的强权，规定各同盟国的年贡金为460塔兰特，公元前454年，同盟金库由提洛岛迁移至雅典，单是库存备用金达8000塔兰特之多，而且每隔四年，就调高各同盟国的贡金，而同盟国的贡金实际上成为雅典城邦扩建海军、重建雅典城市、负担公职津贴等的巨大财源。此时雅典人老牛了，一方面吹嘘自己的民主政治，并强制向其他城邦输出;一方面用向上百个提洛同盟城邦的贡金，推进和维持雅典帝国的繁荣和霸权，一个阿提卡半岛的蕞尔小邦，竟一跃成为地跨欧亚、囊括爱琴海的泱泱大国，雅典城成了东地中海地区政治、经济、海陆交通和文化中心。我们试想一下，雅典的强大和繁荣，不正是对生活在雅典土地上努力的剥削和提洛同盟诸邦人民的压迫和掠夺而获取的吗?所谓的市政广场、议事会厅、雅典卫城、帕特农神庙、赫维斯托斯神庙、苏尼昂海神庙、大剧场、音乐厅、街道和大型雕塑像等一大批公共工程，哪一个不是对提洛同盟人民血汗的压榨呢?按照人性的尺度，伯里克利时代所谓的雅典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兵源充足是不是具有反人类的性质，而交付贡金的同盟国的人民苦不堪言，不断积累对雅典的不满和仇恨，这倒让我们很容易想到今天的美国，同古雅典一样靠剥削和强权造就的强大和繁荣是我们人类的福祉吗?
雅典帝国在恶性扩张中，处处埋下仇恨的种子，他们的统治者陶醉在贵族的民主政治的有限公平里，陶醉在靠剥削和掠夺造就雅典4.2万公民的富庶和幸福里，陶醉在思想艺术空前繁荣的愉悦和自豪里，公元前431年，对雅典来说，是一个由盛而衰的历史分水岭，也是雅典神话因膨胀而破碎的临界点，古希腊，另一个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向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说不，一个陆上强国，一个海上帝国，双方都有冠冕堂皇的开战理由，不过其本质无非是争夺对希腊的统治权，开战前，这两个同盟集团相比较而言，以希腊为首的提洛同盟实力上远远高于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斯巴达却制定一个颇有感染力的口号，叫做“自由和解放”，当然雅典最终失败诸如坚壁清野固守城邦的战略错误，不过，在战争博弈中，雅典民主政治伪装下的暴政，是失败的根本原因。战争发生后，对城邦内的奴隶剥削，对同盟中那些城邦的压迫更残酷了，城邦内，奴隶以起义的方式进行反抗，同盟中只要有机会就会脱离雅典同盟，而倒向斯巴达。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雅典民主政治伪装下的现实是，就国与国而言，是强国对弱国的暴政，就社会结构而言，是少数的贵族对对多数的人民的暴政，就其权力决策方式，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暴政，一审终身制，雅典著名科学家阿那萨格拉因提出月食理论被迫害，雅典著名哲学家苏格拉底因对雅典民主存有异议被判死刑，就连《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作者、历史学家修昔底德也被错误流放，难道雅典帝国的没落不属于历史的必然吗?
雅典是用希腊神话中智慧女神雅典娜的名字来命名的，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寻找雅典娜。让我们陷入绵绵不绝的忧伤的是，2500年后，人类依旧不醒呀，在民主的旗号下，那些弱肉强食的当代“雅典帝国”，让活不下去的人民去占领华尔街，在经济危机的困境中，一国印制钞票，全世界埋单，民主如果是少数资本家或某个帝国的民主，对其人民和其他国家而言，就是暴政。人类不需要海神赐给一匹象征战争的壮马，而需要智慧女神雅典娜献给一棵枝叶繁茂、果实累累、象征和平的油橄榄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