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中有不少心得体会时，不如来好好地做个总结，写一篇心得体会，如此可以一直更新迭代自己的想法。那么心得体会怎么写才恰当呢？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心得体会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有关红岩江姐心得体会一
6月21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光明日报发表重要文章《弘扬“红船精神”走在时代前列》。以“红船精神”为源头，中国共产党培育形成了一系列彰显马克思主义光辉、反映民族精神、体现时代要求的伟大革命精神，红岩精神是其重要组成部分。
红岩精神与“红船精神”薪火相传、一脉相承
红岩精神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精神成果。红岩是地域范畴和实践范畴的集合。作为地域的红岩，是重庆红岩嘴13号（中共中央南方局暨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驻地）、曾家岩50号（周公馆）和虎头岩（新华日报总馆）“红色三岩”的总称。其代表性所在是重庆红岩村，它是红岩精神的发祥地。作为实践范畴的红岩，与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伟大时代和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等老一辈革命家紧密相连，是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中共中央南方局统一领导国统区、港澳与海外党的组织和统一战线工作的大本营。
红岩精神产生于抗战相持阶段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大背景下。1939年初，中国共产党为了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加强国统区工作，在重庆成立了中共中央南方局，开始了在国民党统治区长达八年的斗争历程。在极其艰苦险恶的环境中，南方局在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和周恩来、董必武等同志带领下，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与具体实际相结合，努力实现共产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民族气节的融合，在长期斗争中形成了一种代表成熟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崇高思想境界、坚定理想信念、巨大人格力量、浩然革命正气的精神品质——红岩精神，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精神成果。红岩精神与“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等，都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
红岩精神是“红船精神”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扬。红岩精神与“红船精神”薪火相传、一脉相承，它们是在同一历史使命、不同时空背景下共产党人崇高精神的集中展现。
红岩精神具有特定历史条件下革命精神的独特魅力。一是刚柔相济、锲而不舍的政治智慧。南方局坚持原则与国民党开展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竭力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体现了共产党人高超的政治智慧。二是“出淤泥而不染”的政治品格。南方局的共产党员在国民党统治区这个“大染缸”里，始终坚守共产党人的本色，保持了共产党人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三是善处逆境、临难不苟的英雄气概。南方局领导和培育下的广大共产党员和在南方局影响下的革命志士，特别是重庆解放前夕牺牲在渣滓洞、白公馆的革命英烈，临难不苟，为天地存正气，为个人全人格，实践和诠释了伟大的红岩精神。四是以诚相待、团结多数的宽广胸怀。南方局以诚信、宽广的胸怀，既在当时各政治团体、政治人物和国际友人中产生着积极影响，也感染和激励着国统区广大人民群众，形成了统一战线的铜墙铁壁。
弘扬红岩精神，在“四个伟大”中彰显时代价值
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是新时代赋予共产党人崇高的使命。红岩精神内涵丰富、底蕴深厚，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
作为红岩精神的传播者，重庆红岩联线文化发展管理中心在弘扬红岩精神、服务“四个伟大”中不断开拓创新。组建“红岩故事宣讲团”，以讲述故事、知识问答等方式，让红岩精神走进社区、军营、学校、乡村，有效增强了红岩精神的传播深度。通过建设27个红岩文化室，将红色文化有效传播到偏远地区、边远山区，有效覆盖了红岩精神的传播广度，探索出了小规模、广覆盖、深传播的传播模式。依据党员教育规律打造的红岩干部党性教育基地，提出了“立足重庆、面向全国、服务全党”的建设总目标，实现了与全国其他党性教育基地的错位发展，发挥了红岩精神在提升党员干部党性修养和政德培育中的重要作用。
重庆市还将红岩精神传播与文学艺术相结合，打造了一系列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学艺术作品。以红岩人物原型改编的话剧《幸存者》入选第七届全国话剧优秀剧目，获得中宣部第十三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京剧《张露萍》主演荣获第26届中国戏剧梅花奖。红岩题材长篇小说《最后的58天》，获得热烈的社会反响。
弘扬红岩精神，培育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重庆拥有悠久的历史，巴渝文化、移民文化、抗战文化、红岩文化交相辉映，孕育了特色鲜明的重庆人文精神，成为推动重庆发展进步的重要精神动力。我们应加强从优秀的传统文化和人文精神中汲取养分，加强对红岩精神的传承和弘扬，以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思想境界、坚定理想信念、巨大人格力量鼓舞人，以牺牲在渣滓洞、白公馆的300多位革命英烈的浩然正气感召人，在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中弘扬红岩精神，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重庆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红岩精神的传承，把时代精神、时代需求融入红岩精神的基因和根脉中，把弘扬红岩精神与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深学笃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相结合，与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相结合，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品质提升工程”列为弘扬红岩精神的一号工程、创建国家5a级旅游景区的典范工程和献给建党100周年的精品工程。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领导干部要多读一点历史”。对于中国革命历史，他强调：“多重温这些伟大历史，心中就会增加很多正能量。”当前，重庆正用红岩精神培育理想信念、涵养务实作风、滋养奉献意识、蕴蓄创新精神，自觉承担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努力把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全面落实在重庆大地上。
有关红岩江姐心得体会二
《红岩》我最喜欢的一本书，作者罗广斌和杨益言都是当年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的幸存者。这本书反映了重庆解放前夕敌人的种种野蛮行径和共产党人不屈不挠的斗争生活。
书中的许多人物都是我们熟知的：忠贞的江姐，对胜利有着坚定信念的许云峰，坚持气节的成岗，做秘密工作的小萝卜头，为越狱做出巨大贡献的“疯老头”华子良……在潮湿黑暗的渣滓洞里，他们吃着发馊的饭，喝着不干净的水；受完酷刑后，虚脱的身体只能躺在冰凉的地上。但他们凭着坚强的意志和对革命必胜的信念，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最终迎来胜利的曙光。
一段让人无法忘却的历史，一个个让人撕心裂肺的场面，在我心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它告诉我们，窗外明媚的阳光，曾经是怎样从重重黑暗中穿透出来的。读完这本书我在纸上写下了“铭记过去”这四个大字，以此激励自己。
铭记过去，铭记江姐说的那句话，竹签子是竹做的，而我们共产党人的意志是钢铁做的！敌人听到这句话时，也不禁打了个冷战，他们被惊吓到了。正因为有这样钢铁般的意志，江姐面对丈夫的首级才越发坚强。
铭记过去，铭记成岗的自白。在地下监狱白公馆里，受尽非人折磨的他依然顽强不屈，壮志凌云地写下了自白书，表明自己的决心。
铭记过去，铭记监狱之花的诞生。在那样一个受苦受难时刻被监视的恶劣环境下，如果没有全体狱友的悉心帮助，没有满怀胜利的信心，又怎么能让反动派对这事不管不问呢？
读《红岩》，一个个英雄人物走到我的面前，他们身上那种坚强的意志，不懈的斗争精神让我久久不能忘怀，心里油然而生的敬佩，也陷入深深的沉思。天真懵懂的我们，曾经憧憬着未来，规划着人生，为自己的理想而努力。可在实现的过程中，谁又会想到，会是如此艰辛！但是，恰恰如此，那段残酷的岁月才值得铭记，那段过往记录了梦想实现的点点滴滴，那种鼓舞人心的斗志就是你遇到坎坷时不放弃的精神支柱，是你不知所措时的力量源泉。
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尤其是在物欲横流的今天，当你有了一点值得骄傲的成绩时，不要忘了，最初的你想要的是什么，当初的你曾经为此付出的努力。只有坚持不忘初心，持之以恒的朝着自己的目标前行，才不辜负这最美好的青春岁月。
我会一直品读这本我最喜欢的书，因为我知道，每次读它，我都有不同于之前的理解和体会，收获满满的精神食粮。
有关红岩江姐心得体会三
关于罗广斌，1950年代出生的人大都很熟悉。因为他的名字和着名小说《红岩》紧密相连。但是，今天的年轻人可能不知道，特别是他的生平插曲。
罗广斌(1924—1967年)，重庆忠县人，着名作家。上中学的时候，为了获得结婚自由和封建家庭决裂，离开家去云南学习。抗战时期投身于学生运动，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8年因叛徒背叛在成都被捕，被关进重庆渣滓洞、白公馆集中营。1949年11月27日，在敌人大屠杀的时候，从白公馆越狱脱险。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烈士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共青团重庆市委常务委员兼统战部长。曾与刘德彬、杨益言合写《烈火中永生》等小说。1958~1961年与杨益言合作的长篇小说《红岩》，小说出版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深受读者喜爱，相继发行了350万册，翻译成英、法、俄、日等19种外语。在文化大革命中，这本书被诬蔑为叛徒文学成为禁书。1967年2月5日，红卫兵闯入罗广斌家绑架，5天后罗广斌在拘留所坠落死亡，42岁。
在监狱里战斗。
罗广斌出生于生活条件优良的家庭，可以过老爷爷的生活，但他抛弃了这一切，走上了革命之路。1944年，在马识途的帮助下，他离开家乡去西南联大附中学习。1945年，他加入党的周边组织民青社，参加了一二一等学生运动。1948年，据江竹筠介绍，罗广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8年9月10日，由于叛徒背叛，罗广斌在成都家被捕。
本来因为家庭关系，罗广斌完全不能进监狱。罗广斌的哥罗广文（当时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的第一个想法是让罗广斌在监狱里吃点苦头，改变立场。但他没想到，经过监狱的艰苦锻炼，面对特务的严酷刑具，罗广斌不后悔自己政治上的选择，随时准备用生命保护这个选择。
1949年初，监狱内的党组织希望他利用家庭的特殊背景出狱，让监狱外的党组织了解监狱的斗争状况，罗广斌这次没有遵从党组织的决定，他必须和同志们在监狱里继续斗争。
红岩的诞生。
1958年，罗广斌被下放到长寿湖农场。今年10月，他收到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合同，出版了他们关于监狱的回忆录。1959年2月，罗广斌、刘德彬和杨益言合作的《烈火中永生》出版，在读者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1958年11月，团中央常委、中国青年出版社党委书记、总经理、小编朱语今日来到重庆，他敏锐地感受到中美合作站、渣洞、白公馆狱中的斗争事迹是对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题材，于是决定向当时在重庆市委工作的罗广斌、杨益言约定写长篇小说。
受到重庆市委的大力支持，为红岩的创作提供了很多有利条件。例如，允许罗、杨查看敌人特别文件，采访被拘留的敌人特别分子。罗、杨终于在众多敌特文件中，发现了跨度长达的特务日记，他们对特务内部相互倾斜、尖锐矛盾、发展变化、各种人物的面貌、心理特征有了更深刻、更具体的理解，为后来在小说中形成了一些高层军统大特务的形象
在《红岩》正式出版前的关键时刻，重庆市委决定了作者依靠专家的指导，拜萨汀为老师的第二个要求他们去北京参观。这两项措施最终使罗、杨和《红岩》的创作走上了成功的道路。
在《红岩》的创作过程中，重庆市委对罗、杨的要求一直很严格。在《红岩》没有定稿之前，要求他们集中精力写作，不定稿，不要发表，以免分散精力。《红岩》出版后，在社会各界的好声中，罗、杨二人提出了一、冷静、倾听意见、反复思考、暂时不表现态度的建议。二、摆脱《红岩》的具体内容，站在更高的角度，进一步认识当时的斗争，检验《红岩》已经达到的和尚未达到的要求三、在此基础上，总结写作中的经验教训，提高自己的思想、艺术，以便今后更好地前进。
由此可见，小说的写作离不开重庆市委的大力支持，尤其是具体负责组织的肖泽宽。当时肖泽宽年仅41岁，作为重庆市委常委、组织部长，组织领导文学创作并不是他的本职工作，但他尽心尽力，工作深入，方法得当，有效领导了小说《红岩》的创作。
罗广斌的死。
长篇小说《红岩》在全国产生巨大影响后，罗广斌作为作者之一，又是国民党特务大屠杀后的幸存者，这种经历，自然让他成为那个时代青年们崇拜的英雄。但是，正因为他的特殊经验，他的日子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风景。小说《红岩》出版后，他的名声像白天一样，但政治生活依然受到很多限制。罗广斌当时在大屠杀之夜脱离监狱的经验，总是构成不安的历史疑问。因此，罗广斌在文革之前感到压抑。以横扫所有牛鬼蛇神为口号的文化大革命开始时，长期受到抑制的他立刻被那种反抗精神鼓励，成为重庆最早的反抗派之一，成为悲剧人生的开始。
大众组织两派公开决裂时，攻击帽子的周扬黑线上的人物与黑帮分子沙汀、马识途等关系密切重庆文艺界最大的铁棒保皇分子山城最大的政治扒手。
1967年2月5日，建筑工程学院的红卫兵绑架罗先生从家里抄家。2月10日，罗广斌在拘留所坠落自杀。
四人帮忙崩溃后，家人和很多朋友怀疑死因，提出了投诉。根据马识途的回忆，每次他和罗广斌的恋人胡蜀兴一起说话，都会说这件事。她以为丈夫自杀而死，真的没有根据。马识途回忆:罗广斌被叛徒带走后，他的妻子一直不知道下落。罗广斌死前一天，有人送来了罗广斌亲笔写的警察。警察说他一切都很好，希望妻子带钱和粮食票去。由此可见，他正准备在监狱里与叛徒长期战斗。哪里有自杀的迹象？罗广斌的性格，他在自认必死的监狱里，总是乐观活跃，现在只是叛徒抓住他，他为什么要自杀？
罗广斌的妻子胡蜀兴说，罗广斌死后，有人来告诉她，罗广斌跳楼自杀，送火葬场，要她去看看。胡蜀兴听说话吓了一跳。她匆匆赶走，奇怪的是，只叫她远远地看，不让她走近，她看到罗广斌头上有个大裂缝，惨不忍睹。她要求在没有验尸、结论之前，不要送火葬场火化。但是，他们完全不听她的话，也不能跟着她，匆匆送到火葬场去火化。
有关红岩江姐心得体会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重庆这座英雄之城孕育的红岩精神，为今天的共产党人坚守政治品德提供了成功典范。”“要运用好红色资源，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养成浩然正气。”红岩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初心和使命的集中体现。红岩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共产党人不懈奋斗，传承和弘扬红岩精神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1985年，原南方局领导成员邓颖超重返红岩村写下“红岩精神永放光芒”的题词，红岩精神由此冠名并传扬开去。这标志着“红岩精神”作为理论概念正式提出。红岩精神产生于抗战相持阶段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大背景下，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南方局所进行的斗争密切相连。
（一）红岩精神的形成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中央南方局所进行的特殊斗争紧密相连
红岩精神产生于1939年至1949年的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正值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国民党加紧在军事、政治、思想战线上联合反共的复杂时期。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逐渐形成了两条战线、两个战场：
一个是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武装斗争，这是革命的主战场;一个是党领导的国统区地下工作战场。武汉沦陷后，国统区的中心向重庆转移。1939年1月，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成立以后，就担负起代表中央向国民党及其他党派进行统一战线的工作，以及指导南方和大后方各省党的工作。在极其复杂险恶的政治环境中，南方局团结了一批爱国人士，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为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出了巨大贡献。
（二）红岩精神的形成与久经革命考验的中央南方局领导集体及其领导下的优秀党员群体紧密相连
红岩精神的孕育者是既有党中央重要领导又有中央南方局领导集体，以及在其领导下的国统区和部分沦陷区的优秀党员群体。南方局以周恩来、博古、凯丰、吴克坚、叶剑英、董必武六人为主要领导集体，他们的理想信念无比坚定，随时准备牺牲一切;他们艰苦朴素、大公无私;他们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他们顾全大局、善于团结。他们的人格魅力和精神风范像一个巨大的磁场，把国统区的广大工农群众和各阶层爱国人士吸引在党的周围。比如，川东特委书记廖志高、川康特委书记罗世文、川康特委军委委员车耀先，“红色资本家”卢旭章、肖林、鲁自诚等，以及情报人员沈安娜夫妇、张露萍等优秀共产党员都是红岩精神的传播者、践行者。重庆解放前夕，被关押在渣滓洞、白公馆监狱的许晓轩、江竹筠、王朴、陈然等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积极进行狱中斗争，坚贞不屈、临危不惧，用热血和生命践行、光大了红岩精神。
正是由于红岩精神是在特殊的社会环境和特定的历史背景中形成的，这就决定它有着丰富的内涵，有别于其他革命精神的独具魅力的特点。概括地说，红岩精神的内涵和特点主要是以下四个方面：
（一）刚柔相济、锲而不舍的政治智慧
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制造了中外震惊的皖南事变，将国共合作抗战局面引向破裂的边缘。在凶险的形势下，周恩来领导下的南方局镇定冷静、灵活应变、化险为夷，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在极为险恶的环境中保存力量，发动政治进攻，最终赢得时局好转。结果，“皖南事变反而成为国民党政治地位和政治影响逐步下降、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地位和政治影响逐步上升的轉折点。历史表明，以周恩来为首的南方局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中创造性地贯彻了党中央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和策略，体现出高超的政治智慧。”[1]
（二）“出淤泥而不染”的政治品格
这种品格的具体体现，就是在国共合作、团结抗战中，“绝不放弃马克思主义信仰”，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牢牢把握领导权;在联系群众，融入社会时，时刻坚守共产党的政治立场，不被浊流所淹没，不惧“染缸”的侵蚀，经得起灯红酒绿的考验，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比如，为党筹集经费的地下经济工作者，“红色资本家”、广大华行负责人卢绪章。据不完全统计，1949年初交给党组织的现钞100万美元，最后与华润公司合并时上交资金达200万美元。还有华益公司的创办人、共产党员肖林也是如此。肖林夫妇经营的华益公司完成使命宣告结束时，一次性向中共中央上交的资金就约合黄金12万两，其他固定资产折价达1000多万美元。卢绪章、肖林他们长期“混迹”于国统区的“大污池”中，不为任何诱惑所动，理想信念坚定，毫无保留地把一切给了党组织，保持了共产党人的坚强党性，对党无比忠诚。
（三）善处逆境、临难不苟的英雄气概
南方局领导和培育下的广大共产党员和在南方局影响下的革命志士，特别是重庆解放前夕牺牲在渣滓洞、白公馆的革命英烈，如，江竹筠、陈然、王朴、刘国志、许晓轩、黄显声等共产党人临难不苟，为天地存正气，为个人全人格，实践和诠释了伟大的红岩精神。
重庆市委机关报《挺进报》的负责人陈然被捕后，特务对他施用了各种酷刑，要他交出《挺进报》的发行名单，交代上级组织。他除了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外，其他的一概不说。面对敌人酷刑，陈然威武不屈，以顽强的意志写下《我的自白书》：“任脚下响着沉重的铁镣，任你把皮鞭举得高高，我不需要什么自白，哪怕胸口对着带血的刺刀！”这就是一个共产党员的自白，面对死亡毫不畏惧，至死都坚守着共产党人的信仰。重庆沙磁区学运特支书记刘国志，由于叛徒的出卖在重庆荣昌县被捕。家人两次拿重金赎他出去，敌人只要他在投降书上签字就可以释放回家，不用登报公布。但刘国志说，要释放必须是无条件的！他的哥哥跪在地上求他，他仍然坚定地摇头不让步。上刑场前，他慷慨激昂地说，“与其跪着求生，宁愿站着倒在黎明前的枪口下”“只要党还在，我就等于没有死”。红岩烈士不惧牺牲、慷慨就义，以热血诠释了信念的分量。
（四）以诚相待、团结多数的宽广胸怀
为了做好统战工作，南方局密切联系国统区的实际，制定了“勤学、勤业、勤交友”和“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的政策，用“以诚待人，团结多数”的宽广胸怀将国统区各界爱国人士和广大人民群众团结在抗日的旗帜下，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
抗战期间，周恩来与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的交往是红岩“和衷共济”精神的另类典范。张冲曾经是一个死硬的反共分子。1932年张冲炮制的一起“伍豪启事”，污蔑周恩来等人脱离共产党，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对周恩来的声誉更是严重的伤害。但周恩来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不计前嫌，以其人格魅力化敌为友，与张冲合作团结抗日。国民党当权派中蒋介石的嫡系势力，如张治中、邵力子、贺耀祖、陈诚等，他们虽不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维护蒋介石的独裁政权，但主张联共抗日，对中共比较友好。周恩来同他们都有密切交往，并尽力争取，对他们的政治倾向产生了一定影响。在“以诚待人，团结多数”的宽广胸怀的感召下，农场经营主饶国模贡献出了“大有农场”，使中国共产党得以“结庐红岩”;金永华贡献了全部田产以资助革命。
（一）红岩精神为扩大执政党的阶级基础和党的群众基础提供了历史启示
抗日战争时期，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南方局，为建立坚强的国民党统治区党组织，完成好中共中央赋予的历史任务，在贯彻中共中央隐蔽精干方针的过程中，创造性的制定出“勤学、勤业、勤交友”和“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的要求，使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很好地隐蔽在群众中，使得国民党特务“找不到捕捉的目标”，达到了保存党的力量的目的。而且广大共产党员在依托职业，深人社会的同时，使自己扎根于群众之中，与群众建立起血肉相依的紧密联系。与之同时，通过党员长期隐蔽于社会中，深人于群众中，而潜移默化地把许多国民党统治区青年争取过来，逐步积蓄和壮大了革命力量，极大地扩大了党组织在国统区的群众基础。当年南方局所创造的这种群众工作的方式，那些蕴含于红岩精神之中的深厚的“群众观念”与“人民意识”，对于新时代的执政党，在做群众工作时，如何更好地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化有形于无形”，真正将“群众观念”变为执政中的自觉，无不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二）红岩精神为新时代不断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提供了有益路径
当年，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南方局，为完成历史赋予的维护国共合作抗战大局，巩固和发展抗日战争民族统一战线的神圣使命，在与国民党顽固派的政治较量中，以斗争求团结，以团结促抗战，用高超的政治智慧开展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以相忍为国的坚韧毅力坚持重庆阵地。正是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南方局始终以“民族大义”来判断政治形势，调整斗争策略，才可能几度力挽濒临破裂的国共关系，维护国共合作大局直至抗战胜利。与此同时，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南方局，还善于在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即政治阵线）“画最大的圈子”，把团结争取一切爱国中间力量作为统一战线的重要任务，并以“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宽广胸襟，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的坦荡人格，去与他们交朋友，尊重爱护、关心支持他们的利益和诉求，逐步与他们建立起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关系，成为党政治路线的拥护者和支持者，最终与党一道共同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从而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开创了我们党统一战线工作的新境界，为新中国建立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冶协商制度莫定了基础。当前，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利益诉求之复杂前所未有，就更需要弘扬“海纳百川”的精神，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发展壮大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不断扩大统一战线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努力画出新时代最大最美同心圆。
（三）红岩精神为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历史镜鉴
抗战时期，南方局始终把强化党员理想信念教育和个人政治修养，作为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周恩来撰写的《怎样做一个好的领导者》和制定的《我的修养要则》所展示的人格力量;董必武为六角钱向中央作检讨所体现的崇高的自律精神，在周恩来、董必武等南方局领导人的率先垂范下，广大国民党统治区的普通党员都能自觉在革命斗争实践中不断增强自身的理想信念，加强个人的政治理论修养，从而才能在国统区这一特殊环境中，经受住金钱美色的诱惑，生与死的严峻考验。历史证明，正是有周恩来、董必武等人的言传身教和榜样力量，使当年在红岩受其影响而成长起来的共产党员，在以后几十年的人生道路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是革命还是执政，都能经受住各种诱惑与考验，永葆了一名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同样，那些被囚禁在歌乐山集中营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以对党的忠诚和对革命事业的高度责任感，用献血与生命总结出“狱中意见”，对党组织慎重提出“防止领导成员腐化;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不要理想主义，对组织也不要迷信;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切勿轻视敌人;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严格进行整党整风”[2]等八条真知灼见。“狱中八条”对今天加强党的作风建设仍然具有很深刻的警示意义。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推行从严治党，党的建设一步步迈向制度化、规范化。红岩烈士们的谆谆嘱托转化为思想建党和制度建党的有机结合，中国共产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不断增强，焕发出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