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尧明原创/地域文化
已故台湾著名诗人、散文家余光中先生生前曾作为顾问，为《江南文化》杂志的创刊号题词：“桥外有桥，橹声迢迢；寺外有寺，钟声悠悠。风景待人欣赏，文化待人研究”。余先生题词中抛出的“双待”命题，是摆在我们江南文化和旅游界面前的重要课题。
有人说，旅游是体，文化是魂。没有了文化，旅游就灵魂出窍；没有了旅游，文化就魂不附体。然而，在江南，这块中国最美丽、最富饶的土地上，文化与旅游却始终相伴相生、如影随形。
一、弥散诗词间的江南旅情
“春天，遂想起/江南，唐诗里的江南…小杜的江南/苏小小的江南…”，余光中先生的这首诗，把一个江南游子对母土故乡的深切怀念表现得诗意绵绵。
翻开中国的版图，我们找不到一个叫作“江南”的地方，可是，不管是否到过江南，几乎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都有一个江南。那里有小桥流水、杏花春雨，那里有粉墙黛瓦、吴侬软语，那里有数不清的表妹，还有，那丁香一样结着愁怨的姑娘。古往今来，文人墨客对江南的描绘赞美诗文可谓数不胜数、汗牛充栋。
在我们熟悉的唐诗宋词中，“江南”两字就算得上是高频词汇，以至稍受过点正规中文教育的人，总能顺手拈来、脱口而出——“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白居易的三首《忆江南》寥寥数语，文风直白。按理说，这样“言而无文”的作品，是“行而不远”的，可是为什么《忆江南》却能流传千年，经久不衰呢？也许除了“文以人传”的因素外，更重要的原因在于题材，因为千百年来，这“江南”两字就凝结了中国人的审美情趣，那里是梦里水乡、心灵秘境、精神家园。白居易主政杭州期间，曾修钱塘湖堤，蓄水灌地千顷，后世称该堤为“白公堤”。如今，“白公堤”已无迹可寻，杭州人民为了纪念白居易这位“老市长”，将西湖白沙堤与他联系起来，改名为“白堤”。现在“白堤”成了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未凋。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诗人杜牧从扬州调回长安任监察御史。虽然是提拔重用，可是离开了扬州的杜牧十分不舍，对于能够留在江南的同僚韩绰颇为羡慕。“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旅途中的张继夜宿小船之上，落月、霜天、江枫、渔火，秋夜寒气笼罩、浸肌砭骨，耳畔传来乌啼、钟声，使夜空更显静谧孤寂。这位难以入眠的旅人，因何心事重重呢？后世的读者并不关心作者的心事，他们只关心审美。在江南，哪怕是羁旅之愁，也是美的。
二、行走山川间的江南旅人
明代画家董其昌曾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胸中脱去尘浊，自然丘壑内营”。意思是，多读书，多考察实践，开阔视野，才能脱掉一个人的俗气，形成胸中有丘壑的大格局。自古以来，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就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求知的道路上形成的一种文化自觉。而这种文化自觉，在“江南游圣”徐霞客的身上发挥到了极致。
徐霞客从小就立下了“大丈夫当朝沧海而暮苍梧”的志向。他的父母非常开明，在他考童生落榜后，父亲不仅不责骂，反而乐呵呵地说：“儿啊，你不是立志周游天下吗？想去哪儿就去吧！”可惜父亲在徐霞客19岁时就去世了。
三年服孝期满后，22岁的徐霞客在母亲的支持下，开始了人生的第一次旅行——泛游太湖。出门前，母亲特意为他缝制了一顶“远游冠”，并再三叮嘱他“万事谨慎”。为了不让母亲担忧，徐霞客的出行地点以江南一带名山大川为主。他与母亲约定“春草初萌时离家，秋叶染霜时归来。”直到他38岁，母亲离世。徐霞客为母亲守孝三年，后儿子成婚，孙子降生。在承担好重要的家庭责任后，徐霞客感到一身轻松，遂决心完成一件大事——考察祖国地势最为奇特的西南地区。
1636年，51岁的徐霞客准备再次西游，有位叫做静闻的僧人请求与他同行。此前，静闻用自己的血书写了一部《法华经》，他想把《法华经》送去云南鸡足山悉檀寺。两人走到湖广，遭遇劫匪，静闻受重伤。临终前，他抓住徐霞客的手说：“麻烦你将《法华经》送往鸡足山”，徐霞客点头答应。静闻圆寂后，徐霞客将他火化成灰，背着骨灰坛，带着《法华经》直奔鸡足山。有人说：“静闻都死了，你又何必？”徐霞客说：“男儿一诺重千金，岂能食言。”没多久，徐霞客也染上了足疾，每走一步都疼得钻心。直到1639年除夕，他才抵达悉檀寺。除夕之夜，徐霞客于僧房中听见诵经之声飘然传来，不禁热泪滚滚，喟然叹曰：“此一生已胜人间千百生！”
徐霞客一生行程十万里，足迹遍及江南及21个省，他撰写的60万字的地理名著《徐霞客游记》，不仅对地理学有重大贡献，还有很高的文学价值，被称赞为“世间真文字、大文字、奇文字”。旅行中，他共探寻306个洞穴，被公认为中国洞穴探险第一人，而《徐霞客游记》则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洞穴学著作。然而，徐霞客最重要的价值却在于他是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专业旅行家。正是由于他的出现，旅游才正式作为人们的生活方式之一，迅速进入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意识和文化生活中。300余年后，《徐霞客游记》的开篇之日——5月19日，被定为“中国旅游日”。
三、流传海内外的江南佳话
自唐以来，曾经是荆蛮之地的江南在一次次的战乱和社会大变局中，成为人口流入地、避难首选地。由于气候宜人、土地肥沃、农桑发达、交通便利、商业繁华、文教兴盛，以杭州、苏州、扬州、南京等地为代表的江南一带，成为经济繁荣、人文荟萃的城市典范，吸引了各地的文人、商贾、游客。到元代，苏杭已成为国际性大都市，外国旅行家们曾相继到此游览，其中较为著名的有马可·波罗、鄂多立克、马黎诺里等人。
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的人物，从他口述的游记中可以推测，他在中国的里，曾多次到过杭州，也曾在南京、镇江、扬州、苏州等地游历。马可·波罗对杭州情有独钟，他曾详细描述杭州城之规模、商品种类以及城市的环境。而且，他十分熟悉杭州市民的风俗习惯，例如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衣着、饮食、婚丧嫁娶等。马可·波罗也是最早称杭州为“天堂”的外国人。《马可·波罗游记》大大丰富了欧州人的地理知识，古老神秘而富饶的东方大国对14、15世纪的欧洲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在马可·波罗去世100多年后，他的游记启发了哥伦布的远航探险，并因此发现了新大陆。
鄂多立克修士是继马可·波罗后第二位来到中国的意大利人。他此行的目的是觐见元朝皇帝，传递罗马教皇修好之意。鄂多立克抵达杭州后，被这座美丽的城市深深迷住了。他在游记里这样描述杭州：“用我们的语言来形容，这就是天国之城。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坐落在两湖之间。像威尼斯一样，处于运河和环礁湖之间。”“这里人口稠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住房，每幢房子至少可以住一二十人，而且还有私人财产。城外的人口比城内的还要多。杭州城共有十二座大门，一万二千座桥。城内除基督徒外，还有撒拉逊人及各种异教徒。城内食物极为丰富，面包、猪肉、米酒不计其数。”
清朝乾隆皇帝也偏爱江南，他曾表示：“江南名胜甲天下，诚亲掖安舆，眺揽山川之佳秀，民物之丰美。”为此，他六下江南，成为江南文化和旅游的顶级代言人。他在《御制南巡记》中说，“予临御五十年，凡举二大事，一曰西师，二曰南巡。”帝王巡游固然有明显的统治意图，为了巩固政权，加强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形成满汉和睦的局面，有治国安邦的良苦用心，但乾隆也是一位性情中人，有着赏山娱水，回归自然的强烈愿望。
乾隆下江南，在时间的选择上，一般在正月出游，四、五月回来，这时正是江南气候、风景最宜人的季节。他下江南的线路比较固定，所经过的地区从古至今都是经济、政治、文化繁荣发达的都市，比如扬州、南京、镇江、无锡、苏州、杭州、宁波等地。这位游兴盎然的皇帝每次都要造访沿途的名胜古迹，并且爱题词作诗，赞美江南的美景、美食、美女。
乾隆六下江南，形成了巨大的示范带动效应，对当时江南的旅游业产生了不小的推动作用，不仅直接推广了众多的旅游景点，还将扬州、南京、苏州、杭州等大运河沿线的江南城市连成一片，成为中国旅游的黄金线路和区域。他巡游时留下的刻石、题字、题诗，以及与之相关的建筑、绘画、雕塑，丰富了沿途的旅游资源，促进了各地的民俗融合，并大力推广了地方菜系，为江南的文化和旅游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也从此成为流传千古的佳话。
四、深藏行囊中的江南密码
文化是时间的精酿，旅游是空间的流转。文化与旅游的融合是时空交汇的产物。今天，我们要在新起点上发展江南文化和旅游，就要思考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江南能够成为一片旅游的热土，并延续千年而不衰？要解开藏在行囊里的江南密码，还是要从文化入手。
1、江南文化是“柔性文化”，能提升旅游的享受感。
柔性，既是江南风物的物理属性，也是江南人的人格特征。江南地区湖泊纵横、烟雨迷蒙、小桥流水、雨巷清幽。水，是江南的景观特色，也是江南的生活方式，长期面水而居的生活对江南人的性格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到江南旅游，能亲眼目睹到“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能亲身感受到“春水碧于天，画舫听雨眠”；能亲耳聆听到吴侬软语、莺莺燕燕、咿咿呀呀。江南还有独特的艺术形式，昆曲、越剧、沪剧、锡剧、苏州评弹、江南丝竹等，以细腻婉转、含蓄雅致、轻巧灵动为特色，配合妩媚婀娜、眉目含情、水袖轻甩的表演，直让人心醉神迷、怦然心动。江南人外柔内刚、温和有礼，男子多谦谦君子，女子多温柔可人，这样的性格和待人接物方式，完全没有攻击性，可称得上是一种“旅游环境友好型”特征。
经济学家于光远认为，旅游是现代社会中居民的一种短期性的特殊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的特点是：异地性、业余性和享受性。而柔性文化对于消解刻板生活、提升享受阈值，具有显而易见的效果。我们了解了江南文化的柔性特质，就要在保持和发扬这种文化特色、挖掘江南文化中的柔性元素、打磨旅游产品的柔性细节、提升旅游的综合体验上下功夫，使江南文化的“柔”化作旅游体验的“优”。
2、江南文化是“诗性文化”，能提升旅游的审美性。
诗性，是江南文化特有的审美属性，这种属性超越了实用主义，体现出精神自由的最高生命理想。它是摆脱了现实困扰的心灵放飞，是卸下了全部负累后的精神缴械，是物我两忘的灵魂自洽。先秦思想家墨子曾说过“食必常饱，然后求美；衣必常暖，然后求丽；居必常安，然后求乐。”随着基本生存需要的满足，人类会产生对精神享受的需求。但是在数千年的时光里，中国人的生活哲学都偏向于功用性，直到唐朝以后，随着文化意义上的“江南”出现，人们才开始超越生存的价值，拥有了整体生活方式上的“生活美学”。旅游，也逐步成为具有审美意义的生活方式。
德国作家黑塞说：“旅游就是艳遇。”到江南旅游，就是一场艳遇。明明是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却让人感觉神交已久。它是春花秋月中的浪漫、是雨露岚雾中的缠绵、是曲径通幽处的邂逅，是秋波流转间的心动。“人人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若到江南赶上春，千万和春住”。从旅游视角来说，文人墨客们对江南的心驰神往，就是对旅游目的地的偏好。我们要把握旅游者对江南旅游的诗意期待，在旅游景点打造、个性化线路推荐、居住与餐饮环境、游客互动式体验项目等方面精心设计，努力契合游客审美情趣，提升旅游的“惊艳感”。
3、江南文化是“轴心文化”，能保持旅游的创新力。
学界认为，从吴越到唐宋是“江南文化的轴心期”，这一时期，江南文化从早期的“尚武”、“蛮勇”华丽转型，逐步形成有精神觉醒并拥有个体审美意识的文化。而中华民族的审美精神就是从江南文化背景中产生出来的。此前以中原文化、齐鲁文化为主脉的中华文化，也在文化中心上逐步南移。通常“文化轴心期”的概念包含三层意思：一是有突如其来的巨大社会变化，彻底中断了自然形成的生活方式和精神智慧；二是自身创造出可以回应挑战的全新精神资源；三是在新的主体条件下开启全新的人类活动。
在历史上，江南曾多次因突如其来的社会变化而凤凰涅槃，由轴心时代生发的文化的原创精神和主体精神始终生生不息，在五大城市的轮番发力下，江南逐步走向了经济文化的巅峰。从以六朝古都南京为中心的长江时代，到以扬州为中心的运河时代；从以南宋杭州为中心的之江时代，到以明清苏州为中心的太湖时代，最后到开埠以后以上海为中心的海洋时代，渡尽劫波、数度绝处逢生的江南，为中华文明输送了源源不断的精彩。正是这种“轴心文化”的特征，使江南呈现出开放包容、灵动创新的禀赋，配得上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美誉。可以说，自唐宋以来，江南文化成为了中国先进文化的代表。近现代以来，江南的社会、经济、文化一马当先走在中国发展的前沿。到江南旅游，能体会自然的秀美、经济的富庶、文化的繁荣、科技的进步、社会的有序、生活的美好。
因此，我们要把握江南文化作为“轴心文化”的特点，树立“大江南”、“大文化”、“大旅游”的观念，从推动城市全域旅游、江南文化与旅游区域化协作着手，在旅游创新、旅游提质上下功夫，使江南文化与旅游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领跑者。
作者简介：陈尧明，文化学者，无锡市江南文化研究会会长，《江南文化》杂志常务副主编，原无锡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社科联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