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X，男生，生活委员。家庭条件较好，父母宠爱。目前学习成绩居中。综合整体情况：行为表现良好，学习态度欠佳，不够专心努力。
前几天，自习课时我到班里去检查同学的学习情况，无意间发现电脑平台内有部手机在充电，于是我将手机和充电器一同拔下，收起并带回了办公室。我在办公室琢磨：是哪个学生的？会来认领吗？突然接到一家长打来电话，原来是何同学父亲。他在电话里笑笑的，语气很轻松，说：“曹老师啊，何X说他的手机在充电时被老师收了，手机我给他的，有什么事的时候联系方便，再说他经常出去补习功课，带着手机和补习老师联系也方便……你看看怎么妥善处理一下，谢谢。”我当时心里很是吃惊，家长这么快就得知并这样“要求”，这个何X违纪带手机原来有“靠山”。
我正纳闷着，何X来了，那架势纯粹就是信心十足地来领手机的。按惯例，所有发现的手机、MP3，我一律先保管，学期末再予以归还或交给家长。由于家长的一通电话，考虑再三，劝诫几句，我还是把手机还了他。倘若他人知道，我便有了“处事不公”的骂名了。
一天我值班查宿舍，在何X的床铺上，手机“明目张胆”地在床上。通过对室友的调查，方知何X常常是晚上用手机发信息之类到12点多，直到室友劝告他。而且近段时间下了晚修，何X常在校园内“游荡”。又过了两天，期末考试，晚自习我推开教室门进去，第一眼发现何X在用书包作掩护，很专心地在用手机发信息。我当场用眼色严厉地制止他，并在他耳边低声问他：“期末考试还没有结束，你真有那么轻松吗？”接着我在班上说了几句话，提醒大家注意考风考纪，但第二天，在一张关于对考试舞弊的处分通告上何X名列其中，英语科考试中，手机作弊。我打电话联系何X家长，我觉得在电话里一时说不清楚，觉得难以达到沟通的目的，只是委婉提醒他一句：剩下的一年时间里，照目前情况，何X还会有事情发生，比如他有恋爱迹象，希望家长寒假多注意他的电话和外出情况。何父说，“明天我们见个面，谢谢你对小孩的关照……”
令人郁闷的是，学校、老师“三令五申”，但学生却得到家长的过度的宽容，这种无原则的宽容其实就是一种纵容。孩子出了问题找学校、老师，但家长却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职责所在。按约定与何X父母碰面。从何X的言语神态上看得出来，何父母过于“宠信”自己的这个自律能力很一般的、难以对自己要求严格的儿子。谈话曾一度“僵持”那么十几秒。一杯茶下去，我决定用事实来提醒他们是否该任何时候都全信自己的儿子。
比如考试手机作弊的事。何父提出：有没有弄清楚谁舞弊？我孩子说，他根本没用手机作弊。我料到这一着，当即抓住这句话予以反驳：一个考生应该专心、诚实地做题，考场上怎么能出现手机？刘父哑然，一时无语。但他又说：手机他是用来看时间的，他根本就没用手机作弊？我指出，“每个考场都有表，手机是严禁带入考场的，只要是考生考试期间被发现带手机都算是舞弊行为。”“是不是那个监考老师……听说是别班的，会不会和你班过不去？”何母又怀疑。他们的这个有些卑劣的怀疑让我内心里起了暗火，但我脸上一笑了之：“那也不可能，无怨无仇，整个考场45个人，又怎么专门和何X不去？监考老师又怎么可能无中生有说他舞弊？如果是无中生有，何X又怎么可能当场会服而不‘反抗’？”经过一场时间不短的、耐心的辩论，何父母不再坚持他们儿子所说的“没有舞弊”的说法了。
在手机问题上，我看着何父的眼睛，诚恳地问他：“你让他带手机，真的是让他联系补习老师的吗？”何父脸红了一下说：“主要是他妈妈不放心他，想经常和他通通话。”我跟家长解释，手机在口袋里，他就会去摸，去用，去发信息，难以自律，耗费时间、精力；刘经常下晚修后在校园游荡；据对其舍友调查，晚上他常用手机超过12点，又怎么保证第二天的学习？带手机弊大于利。
看他们实在不想放弃让自己的儿子带手机的做法，我只好亮出最后一张牌：“作为老师、班主任，作为朋友，我很坦诚地预告：二位要有心理准备，我不敢保证何X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会好好地学习、生活。手机有可能会给他带来某些问题，比如陷入恋爱、不良交际、学习退步，等等，二位要有心理准备，有情况我会电话通知你们。”这一招果然管用，何父母又对视一眼，也许他们在“宠信”自己儿子的时候，确实未曾想过这些问题，未曾想过问题之后的问题，因果的问题，延伸的问题。
最后，何父母表示会回去做儿子的思想工作。过了两天何父打来电话，说已做通了儿子的思想工作，不给他带手机了。我很高兴，对我的工作而言，这是一个胜利，某种程度的胜利，对他们的儿子而言，是一个契机，一个向良性发展的契机。
很多时候，面对学生、家长，班主任要能够坦诚，敢说。兵法云：“攻心为上。”班主任工作，对学生的思想工作、与家长的沟通交流，又何尝不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