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7月31日电（记者 王志艳）7月31日，莫言携最新小说集《晚熟的人》重返读者视野。此时，距，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已经过去整整八年，距他出版上一部小说也已过去整整十年。
《晚熟的人》中，莫言根植乡土，塑造典型，用十二个故事讲述获诺奖后的里里外外。十二个故事有喜有悲，有荒诞有现实，从上个世纪到当下社会，从历史深处步入现实百态。这一次，莫言将笔触延伸得很长、很远，但距离读者又是如此的紧密、亲近。
那个“讲故事的人”回来了
莫言曾说：“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在这本蕴积了近十年的新作中，莫言改变了他一贯的讲故事的方式，既延续了以往的创作风格，又明显注入了新的元素——汪洋恣肆中多了冷静直白，梦幻传奇里多了具象写实。
他的眼光转向了那些最平凡最不起眼的小人物。他们过于真实，仿佛就是从我们身边走出来的人物。正是这样一群人，组成了时代演进中的“常”与“变”。莫言讲述的不是某一个人的故事，而是时代的潮起潮落。
不同于以往所有的作品，莫言第一次引入了当下社会的“新人”。在《红唇绿嘴》中，莫言塑造了一个网络“大咖”高参的形象。高参深谙互联网运作规律，最擅长胡编乱造、添油加醋，靠贩卖谣言发家致富。莫言借高参之口写下：“在生活中，一万个人也成不了大气候，但网络上，一百个人便可以掀起滔天巨浪。”
这依旧是以高密东北乡为背景的故事，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个用童年经验和想象力织造的高密东北乡早已一去不复返。对于故乡的变化，莫言很坦然：“将逝去的留不住，要到来的也拦不住。”
打破现实与虚构的界限，旁观人生百态
莫言讲故事向来爱用第一人称“我”，《晚熟的人》延续了这一习惯。不同的是，这12个故事中的“我”大都借用了作家本人当下的年龄和身份，莫言真正将自己写进了故事里，毫不避讳地向读者敞开了获得诺奖后的生活。
读者随着小说里的这位“莫言”，获奖后回到高密东北乡，发现家乡一夕之间成了旅游胜地，《红高粱》影视城拔地而起。“还有我家那五间摇摇欲倒的破房子，竟然也堂而皇之地挂上了牌子，成了景点”。每天都有人来参观，来自天南地北的游客，甚至还有不远万里前来的外国人。
莫言获奖后的经历真的像小说中写的那样，火了、忙了，不仅自己火、自己忙，还带着老家高密东北乡也跟着忙了起来。读者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书中的“我”就是莫言本人。
于是莫言讲的故事中的人和事，看上去也有点像是真人真事。亦真亦假，打破现实与虚构的边界，这正是莫言想要的艺术效果。对于这一安排，莫言解释说：“小说中的莫言，实际上是我的分身，就像孙猴子拔下的一根毫毛。他执行着我的指令，但他并不能自己做出什么决定，我在观察着、记录着这个莫言与人物交往的过程。”
小说中的“莫言”更像一个故事的寻访者和记录者，偶然路过人生百态，对争执不予置喙，对善恶不妄定论，始终冷静，始终淡然。作者的价值观始终深藏在文字背后，这些故事也因为“莫言”的介入更接地气，更加精彩。
身在“枷锁”之中，仍旧坚持作家使命
相较于过去的创作，《晚熟的人》少了很多血气方刚剑拔弩张，更加沉静平实，幽默松弛，这与莫言自身的写作状态不无关系。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莫言的写作状态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面对公众的关切和质询，，莫言接受本网专访时谈到，他“没有偷懒，一直在写。有诗歌、有小说、有散文，也有剧本……”
随着《晚熟的人》问世，“闭关”了太久的莫言终于给出了实实在在的答案：“获奖八年来我一直在创作，或者在为创作做准备。”
作家苏童说，诺奖之于莫言是“桂冠”也是“枷锁”，伴随获奖而来的是无形的压力和无尽的琐事，一度使他无法持续创作。据不完全统计，截至，莫言获奖后去了全世界至少34个不同的城市，参加过26次会议、18次讲座，题了几千次字，签了几万个名。特别是在获奖后最初的，莫言忙到一整年连一本书都没有看。
然而即使身在“枷锁”之中，莫言仍旧坚持了一个作家的使命。在这八年里，他到过很多地方旅行考察，依旧时刻关注着家国的变迁，关注着周围的人和事，并付诸文字。“对于一个作家来说，你所做的事，都可能成为小说的素材或灵感的触发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