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光辉与杨成秀当年的“一对一”资助帮扶卡。)
(蒋光辉资助的第10位女孩，就是来自于贵州息烽县的杨成秀。)
“我在贵州资助的那个学生叫杨成秀，不知道这么多年过去了她过得怎么样？”最近几天，来自于北京78岁“爱心爷爷”蒋光辉，正在通过网络等渠道，寻找当年他响应“希望工程”号召，在贵州和云南两地资助的贫困学生的信息。
在20多年前，蒋光辉老人资助了9名云南和1名贵州的小学生。“当时考虑到女孩子上学更加不容易，所以我资助的都是上学更加不容易的少数民族学生。”78岁的蒋光辉，通过电话向记者回忆，她资助的贵州学生是贵阳市息烽县九庄镇人，1997年资助的时候那个女同学还在上小学二年级。“如今她们都应该长大成家了，我就是想知道她们如今过得怎么样。”
一口气资助10名小学生
其中一位是贵州人
蒋光辉，退休前是原中国民航总局计算机中心的书记。从1995年起，富有爱心的他相应当年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发起的“希望工程”的号召，参与到了助学公益活动中来。“我看到这个号召后，就直接到了北京圆恩寺的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总部，表达了我的资助意愿。”
虽然至今已经有20多年了，当时蒋老对这些事情还记忆尤新。“那个时候女娃娃读书比男娃娃更难，而且少数民族地区这样的现象更严重。”蒋光辉说，出于这方面的考虑，他向基金会工作人员提出要求，自己要资助10个偏远山区的少数民族女学生。
经过基金会工作人员联络，蒋光辉最后选择了资助9位云南和1位贵州的小学生，“都是按照我的要求选择的，这10个学生我总共资助了3200元。”蒋光辉回忆，按照当时这个活动的规定，他第一次资助了云南8名学生共计2400元，后面增加了两位学生每人标准提高到400元，其中后面新增加的学生中，就有一名是贵州省息烽县的学生。
原计划送她们一直读下去
20多年后只有两位保持联系
记者在蒋老提供的一张资助学生名单中看到，蒋光辉当年资助的学生有9位是女生，男同学只有一个。10人中最大的出生于1984年，最小的是出生于1988年的贵州息烽女孩杨成秀，他们中除了两位云南绥江县的是汉族外，另外的8人都是少数民族。读书的念及分布在不同学校的1至4年级。最小的在2001年就要小学毕业，蒋老都用红色的笔一一标注出来。
“那个时候通讯不变，只有靠写信往来，我资助了很多都联系不上。”蒋光辉说，当时这些学生都还小，基本不会写信，学生的父母也可能不识字，因此10个学生中，只有云南的两个学生到至今都有联系，其他学生已经失去了联系。
记者在名单中看到，这两位还保持联系的学生就是南绥江县的两位汉族学生。“她们当年的回信都是家长代笔，联系上后有需要我就打算长期资助她们。”蒋光辉说，1999年，他正式退休，虽然资助那么多学生，但是对于他来说也不算压力，他还是想一直把这些孩子送到大学毕业。
“云南有联系的两个人中，一个叫孙平英的我资助她上了高中。”蒋光辉说，这个孩子因为自身原因后来辍学，另外一个也只读到了小学就外出打工，没能把她们送到大学，自己心里多少有点遗憾，“那个时候只要她们能读，我就想着把她们送到大学毕业都可以。”
云南受助学生已经结婚生子
“爱心爷爷”还想找到贵州的受助学生
在完成当年的捐赠善举后，时任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名誉会长的万里向蒋光辉颁发了捐赠证书。1999年蒋光辉也从工作单位退休，但是帮助贫困学子的善举一直都没有停止，一直还惦记着这群受助的学生。
“云南有联系的两位学生去年我还见到了本人，她们还热情的邀请我去玩了一个月。”蒋光辉说，其中一人从云南的绥江嫁到了四川的宜宾，夫妻两开了一家小商店，还生了两个小宝宝，蒋老看到这一切都很高兴，看到有联系的孩子都已经成家立业了，他也想知道自己当年资助的孩子们现在怎么样。“就像想找到自己失散多年的孩子一样。”
为了寻找这些失去联系的受助学子，已经78岁的蒋光辉和老伴两人，在网上制作了一条寻人的相册，把自己的捐赠情况，已经找到的孩子的照片等放在了网上，希望能够找到这些孩子。
“每个孩子的捐赠信息我都存在了手机上，希望有机会能够与他们见上一面。”蒋光辉说，贵州的这个受助苗族女孩儿名叫杨成秀，出生于1988年3月份，是贵州省息烽县九庄镇新沙村人。“我资助的时候是1997年，当时她还在上小学二年级，按道理她应该在2001年就小学毕业了。”蒋光辉委托贵州都市报记者，希望能够找到这名受助的学生，了却自己多年的心愿。(作者：李坚 实习生 赵爽 来源：贵州都市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