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的台湾，是一个全力拼经济的时代，城市化建设如火如荼。由于取得乡村土地的成本很低，加上巨额的开发利益和政策上的大力支持，社会资本纷纷涌入乡村开发项目。除了城市周边大规模的居住区被开发，偏远的乡村地区也借着工业园区、风旅游度假区、住宅新钡等名义，快連地改变着乡村土地的面貌。到了1990年初，台湾人均GDP巳跨过10000美元的“发达地区门槛”，之后一路攀升，使台湾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虽然城市化和工业化满足了经济发展的需要，但它所付出的生态、社会、文化代价，却需要很长的时间加以弥补。
其中有关生态污染与修复，因有科学性的可监测数据，对于开发者所应承担的环境责任比较容易有明确的界定。但城市化和工业化所造成的乡村社会解体和生活观念变质，却一直很难被清楚衡昼出来。在市场经济体制的环境意识中，生态环境被认为是有“价值”或“价格”的，而社会与文化却是“无价格的”或是“无价值的”。虽然有些开发者意以个人名义投人社会文化事业，来表达他对社会和文化价值的重视，却不会用在他的企业经营和开发方式上——终究是企业归企业，个人归个人。
城市化进程中的环境意识，也同样影响着相关的规划设计行业。为了迎合城市化取向，当代设计工作开始全面追求“创新”，即从概念、造型、技术等各方面，全面地除旧布新。我在大学读建筑专业的过程，即全面地笼罩在这种迫求创新性的课程训陈练之下，并且以欧美及日本的现代及后现代主义作品为指导方向。当时的教学鼓励学生全面追求西方城市化的环境表现，生活中习见的事物皆被视为粗俗陈旧。直到1982年，我进入台湾大学土木研究所都市计划研究室担任研究助理，分配在王鸿楷先生主持的台东县兰屿乡雅美（达悟）族部落生活环境改造和全岛整体发展的规划设计项目工作组，才有机会脱离那种处境，学习到一种尊重与延续乡野传统的设计理念与环境美学，并深深体认到设计师不仅是一名造型师，还需要具备人类学、社会学、生态学知识，以及对行政资源分配的认知能力。
然而，在那个年代的台湾社会中，这种设计取向被视为象牙塔中的理想主义，设计界的主流仍然是拥抱城市化。毕业之后，想要从社会文化层面去做设计，机会并不多。至1990年我再回台湾大学建筑与城乡研究所，进入由刘可强先生主持的规划室，才得以在宜兰的土地上，以一种非城市化与工业化的方式进行各类设计工作，找回心目中所认可的设计取向和着力点。
20世纪90年代的台湾虽仍持续着城市化进程，但可喜的是，已有较多声音和行动开始关心环境发展取向、土地发展横式、社会运行机制等方面的课题，其中关于城乡的合理发展关系，最早加以响应的为宜兰县政府。他们尝试与高校合作探讨这些命题：基层县市的环境发展取向应是什么？哪些发展内容适合自己？如何创建新模式井真实落地？
宜兰县位于台湾岛东北角，是一个面向太平洋的偏远农业县，1875年（光绪元年）正式设为宜兰县，但直到20世纪90年代，由于交通的不便，它仍然被视为偏远农业县，也正因如此，县内的空间纹理大体上仍保持着传统的乡村风貌。除了两个人口10万上下的中心市镇宜兰市和罗东镇外，其他20多万人口分布在另外10个小型乡镇之中。三角形的兰阳平原上，农田和果园包围着这些市镇村落，犹如一幅典型的乡村人文地理学立体挂图，尤其在春夏的耕种与收获期间，这幅活的挂图总会让人看得人神，而忘记城市化的喧和生硬。数百年所生成的这块乡村土地，加上栖息于其中的纯朴居民，成为建立城乡发展新模式的基础。
从1990年开始，我的设计工作始终与宜兰这块土地和人群连在一起。前后宜兰犹如我的家乡，我在每个项目中付出全力寻找最“符合”宣兰的图像。回想起来，在宜兰的那段日子，我学会了对乡村土地和人群生活做细致的观察，与当地居民深人对话，与当地各级政府组织沟通，与在地社会团体合作，可以说这段时期是我真正开始学习设计和不断充实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