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雅集”，简单来说就是指古代文人雅士聚集在一起，进行与文学和艺术相关的游艺活动。那些赏心雅事，往往在这样的雅集中得到某种高密度、戏剧化的呈现。兰亭曲水流觞，竹林谈玄论道，都是千古流传、人们耳熟能详的风雅集会。当时，他们恐怕很难想见，自己与朋辈或同志者的某次集会，将在文学和艺术史投下极为重要的锚点；有关雅集活动的文学叙述和艺术记录，亦使得那些雅集雅事，被后来人反复地加以想象、表现和效仿。
仇英 《兰亭雅集图》
忘 情 诗 酒
在古代文人相对自发、平等地以诗文唱酬、操习雅事为目的进行集会之前，帝王或贵族是雅集的主要召集者。后汉建安时期，围绕着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三人的文人形成了一个文学集团，其中又以孔融、陈琳、王粲等七人最能代表当时的文学面貌和成就，故合称“建安七子”。他们之间的交往，常被认为是雅集最初的滥觞。
曹丕在《又与吴质书》中回忆道：“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足见其与七子昔日于邺下（今河南安阳）雅集之乐，以及他与这些文人名士的良好关系。在他们的雅集活动中，美酒和诗歌无疑是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醉中得意，信口成诗，虽有君臣之别，此酒酣耳热之际，恐怕亦陶然忘怀。
到了魏晋时期，名士皆以放浪形骸为态度，饮酒酣醉几成日常。也正是在此时，饮酒与文学创作有了更加深入的结合，成了雅集中常态化的风雅游戏。西晋太康年间，刘琨、陆机、陆云、左思、潘安等二十四人，常聚会于石崇位于洛阳的别墅金谷园中，时人称之为“金谷二十四友”。
真正将这种雅集中的诗酒游戏发扬光大的，正是大名鼎鼎的“兰亭雅集”。相比炫耀奢靡的金谷园，兰亭雅集中“雅”的程度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对远山而赋诗，临清流而停觞，斯人风流如是。
王诜 《金谷园图》
琴 茶 一 味
北宋画家李公麟曾作《西园雅集图》，表现自己与苏东坡、黄庭坚、米芾、蔡襄、秦观等文人雅士在驸马都尉王诜府中做客聚会的情景。相比金谷园雅集和兰亭雅集，宋代的雅集活动呈现出了更加多元和松散的特征，一次雅集可以包含多项活动，挥毫题字者有之，抚琴拨阮者有之，打坐参禅者亦有之，而人人皆可自得其乐，大可以一种流动的方式参与到各类不同类型的雅集活动中去。在宋代兴盛蓬勃的文化氛围中，雅集显然已经成为了广泛意义上的艺文活动的集中载体。
在唐宋之后的雅集活动中，饮茶往往也代替饮酒，愈发成为了雅集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继唐代陆羽的《茶经》和苏廙的《十六汤品》之后，烹茶和饮茶的方式已经非常理论和系统化了。到了宋代，上至九五之尊，下至士大夫阶层，都对此道极为热衷。宋代流行的“点茶法”与唐代主流的“煎茶法”不同，须将茶叶末放在茶碗里，注入少量沸水调成糊状，然后第二次注入沸水，同时以细竹篾制成的茶筅搅动，形成带有浮沫的表面。这样的饮茶方式，催生了“斗茶”之风的流行。所谓斗茶，一斗汤色，二斗水痕。茶汤颜色需用茶筅击拂至纯白，色不够白则说明焙茶火候不对；茶沫匀细，可以紧咬盏沿，久聚不散，故名曰“咬盏”。若汤花不能咬盏，很快散开，汤与盏相接的地方露出“水痕”，则“水痕先退者为负”。这种斗茶之戏本质上与曲水流觞一样，亦可被看作是一种游戏化了的雅集活动。
李公麟《西园雅集图》
拈 花 传 香
除了烹茶之外，宋代文人还将插花、挂画、焚香与其并称为“生活四艺”，营造出兼顾视觉、味觉和嗅觉等多重感官体验的生活空间。
插花之艺脱胎于佛前供花的形式。供花献佛是将鲜花作为装饰甚或一种雅事的早期雏形。隋唐五代之时，插花之艺从佛前供花逐渐发展到宫廷和民间，成为了居室中的重要点缀；用来插花的器具逐步扩大到金属器、瓷器、竹器、漆器等多种不同类型，插花的方式和位置也开始变得多元。宋代制瓷业发达，插花器皿变得愈发易得也愈发精良，文人们开始推崇清净、疏朗、素雅的插花风格，更常常赋予了花木拟人化的品格，借花草来抒情咏志，寄托他们对文人风骨与清高品性的赞颂与追求。
中国人用香的历史也相当久远，考古出土的香具中，战国、两汉的香具绝不在少数。宋朝以降，焚香愈发成为士人生活中的风雅要事。宋代诗人陆游就喜爱焚香，他曾写诗道：“官身常欠读书债，禄米不供沽酒资。剩喜今朝寂无事，焚香闲看玉溪诗。”酒钱都凑不足了，焚香读书却是不可或缺的雅事，足见宋人对香道的重视程度。宋人所焚之香多为合香，所谓合香即取多种香料和合而成，以使其香味细腻多变，常用香料包括沉香、白檀、丁香、藿香、零陵香等等，可谓五花八门。
雅集活动便这样朝着细节化、沉浸化的方向不断发展，士人们在其中追求着某种越来越精微的感官乃至精神体验。当然，无论历代雅集中的活动如何花样迭出，无论雅集如何在模仿和创新中不断嬗变，其追求风雅的内核却始终未曾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