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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眼中的书家
杨振义
杜甫不仅是一位“词源倒流三峡水，笔阵独扫千人军”的伟大诗人，还是一位书画艺术鉴赏大师。他对书法的独到见解，充分体现了他的深厚学养和艺术才情。杜甫的书法虽然未留下片纸只字，但他的字定有水准，此非虚妄之言。他在《壮游》一诗中写道：“往昔十四五，出游翰墨场。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扬。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由此可知，诗人对书法是用过功的，且书艺不俗，不然是不会记录此事的。纵观诗人一生，颇为留心翰墨丹青，敬重书画大家，亦有交游。如天宝四年（745）就曾与长他34岁的大书法家李邕游济南历下亭，留下《陪李北海宴历下亭》即席之作。最见杜甫“书眼”功力的是对张旭的歌咏。众多诗人歌之咏之，极尽夸饰之能事；唯有杜甫以轻松的笔墨精准地定位了张旭在中国书法史上的位置。他在大家耳熟能详的《八仙歌》中咏张旭道：“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仅此三句，寥寥数字，将张旭的思想性格、书法地位、笔墨特色概括的极为精当。张旭嗜酒而成癫，故为饮中八仙之一；“脱帽露顶”不仅是颠狂，更是不拘礼法无视权贵的性情流露；“如云烟”将“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以“草圣”呼之，其他诗人如高适赞之为“书自圣”，李颀称之为“太湖精”，可见杜甫独运之匠心！诗人在大历元年（766）写的《殿中杨监见示张旭草书图》中有句：“斯人已云亡，草圣秘难得……俊拔为之主，暮年思转极。未知张王后，谁并百代则？”杜甫进一步将张旭和汉代草圣张芝、晋代书圣王羲之并称，又认为张旭书法可为百代之则，非有高超的艺术修养、深邃的艺术智慧，怎会有如此独到的历史眼光呢？广德元年（763），杜甫由梓州射洪到通泉，在“善庆寺”见到薛稷的榜书“慧普寺”三个大字，作《观薛稷少保书画壁》一首，诗中评曰：“画藏青莲界，书入金榜悬。仰看垂露姿，不崩亦不骞。郁郁三大字，蛟龙岌相缠。”薛稷（649——713），字嗣通，名相魏征的外甥，初唐四书家之一，名满天下。唐徐坚《初学记》卷二十一引王愔《文字志》云：“垂露书，如悬针，而势不遒劲，婀娜为浓露之垂。”可见，杜甫对书法有深入的研究，语有所本，口不妄言。大历元年（766），杜甫的外甥李潮来拜访诗人，请求为他的书法写一首诗。杜甫写下名篇《李潮八分小篆歌》，诗云：“苍颉鸟迹既茫昧，字体变化如浮云。陈仓石鼓又已讹，大小二篆生八分。秦有李斯汉蔡邕，中间作者绝不闻。峄山之碑野火焚，枣木传刻肥失真。苦县光和尚骨立，书贵瘦硬方通神。惜哉李蔡不复得，吾甥李潮下笔亲。尚书韩择木，骑曹蔡有邻。开元已来数八分，潮也奄有二子成三人。况潮小篆逼秦相，快剑长戟森相向。八分一字直百金，蛟龙盘拏肉屈强。吴郡张颠夸草书，草书非古空雄壮。岂如吾甥不流宕，丞相中郎丈人行。巴东逢李潮，逾月求我歌，我今衰老才力薄，潮乎潮乎奈汝何！”周越《书苑》载：“李潮善小篆，师李斯《峄山碑》。赵明成《金石录》载：唐慧义寺《弥勒像碑》，李潮八分书。”诗中说：“尚书韩择木，骑曹蔡有邻，开元以来数八分，潮也奄有二子成三人。”开元善八分者，诗中所记确然。李潮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可证杜甫书法眼力之高之准。针对“枣木传刻肥失真”，提出“书贵瘦硬始通神”的书法审美观。至于后来苏东坡说“杜陵评诗贵瘦硬，此论未公吾不凭”，似乎未顾及诗的语境：“峄山之碑野火焚，枣木传刻肥失真。苦县光和尚骨立，书贵瘦硬方通神。”“苦县光和”句是指苦县“老子碑”与后汉光和二年立的“西岳碑”，此二碑刻字极劲。杜甫讲究转益多师，对书画艺术有着精深的研究，故而鉴赏水平极高，联想夸饰亦不悖书作特征，今日读来，亦是启人心智，获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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