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中母亲抱着我，姐姐站中间，摄于五0年
一九四七年的腊月二十三，临近年关寒冷的夜晚中，冀中平原的一个小村庄里，一个男婴儿呱呱落地来到世界上，这就是我。我出生时父亲并未在家中，半年前安平县政府召开扩军动员大会，号召根据地的有志青年涌跃参军，支援解放战争，解放全中国，尤其是有文化的青年。竟管父亲是两代单传，而且已经在根据地当了五年小学老师，但父亲仍然积极响应县里的号召弃文从武参军了，转战于晋察冀地区作战，部队番号开始是晋察冀炮兵旅，后改编为炮兵第六师，驻防于北京与通县之间的杨闸村。
我的儿童时期，就是在这个冀中平原的小乡村中，和太奶奶、奶奶、爷爷及母亲一直生活到一九五四年。
我的祖籍是河北安平县大会涡村，这是一个座落在滹沱河南岸的极平常的小村庄，人口也就两三千吧。由于紧临滹沱河，直线距离也就四里地，所以村里老百姓的地不是沙土地，就是盐碱地，大多数土地在村南边，土地相当贫脊，老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辛苦劳作一年，但是到头来收获无几，甚至，有时收获的粮食还不如播种下的多，家家户户半年粮食半年糠的勉强度日。更可恨的是如果遇上灾年那就颗粒无收了，我的太爷爷就是因为生活所迫，只身外出去闯关东，一去不复返渺无音讯，留下孤儿寡母在村里艰苦度日。在我记忆中，那时农村经常闹蝗虫灾，伴随着尤如飞机发动机发出的翁翁的声音，大批的蝗虫扑天盖日的飞来，情景甚是可怕。由于当时农村生产经济的落后，对于大面积的蝗灾没有任何的防范与治理措施，只能任由蝗虫肆虐横行，来时是扑天盖地，黑压压的一片，庄稼杆上，庄稼叶上，以及地上，密密麻麻的到处都落满大大小小的蝗虫，我们当地人叫蚂蚱，大个的有四五厘米，小的也有二三厘米，一脚踩下去也能踩死不少，走在庄稼地里光听见嗝吱嗝吱的蝗虫吃庄稼的声音，不消一袋烟的工夫，原本绿悠悠的庄稼地就只剩下光秃秃的庄稼杆了，农民一年的辛苦化为泡影。建国初期，单一个体的农业经营生产模式无力对抗巨大的天灾，老百姓也只能无奈的抓些大个的蚂蚱回家炒炒吃，一解心头之恨，记得小时老人经常给我们烧蚂蚱吃，现在回想起来那味道还是满香的；我还依稀记得那年滹沱河北边地里闹虫灾，那三四厘米长的绿色毛毛虫，爬满了豆子叶，人们不分大人小孩纷纷下地去抓，想尽量减少庄稼的损失，小时我和大人也下地抓过，可实际上靠人工抓是跟本抓不完，只是尽量减少些损失自我安慰罢了，所以说在五十年代初期，在自然灾害面前农民只能听天由命，毫无任何回天之力。。另外一个自然灾害就是水患，平时村外的滹沱河是一条静静流淌的温顺的河，河面宽四十多米，河中心有两三米深，每天都有木船摆渡过往的老百姓，河的北岸陡然高出河床两米，那里都是庄稼地，而且土质较好；河的南岸则与北岸完全相反，地面是与河床持平，尽是大片大片的沙滩，寸草不生，远远望去白花花一片，河边时常有人用撒网打鱼，常常也能打上一斤左右的鲤鱼。河边沙滩地的沙子细而绵，呈白色，人躺上去十′分舒服，一点也不硌得慌，夏天和小伙伴常去河边玩耍，玩累了就光着屁股赤条条的躺在沙滩上 晒太阳，搁到现在该叫日光浴吧。滹沱河，她一方面用自己的乳汁，哺育了两岸冀中平原的千千万万的儿女 ，但也给他们带来巨大灾难和痛苦。由于没有防洪堤，她十年九泛滥 ，大水漫过河床，无情的吞噬着河南边的村庄及大片的庄稼地。我们这个小小的村子由于紧靠河边，人们为了抵御洪水，在村子周围筑起了两三米高的土堤。每年的雨季期间基本都是十有八九要发洪水，那时的滹沱河一改往日的温顺，变成了张牙舞爪的猛兽，河水夹杂着一路上裹挟地庄稼，自太行山一路咆哮而下，瞬间将村子周围淹末，高高的高粮杆和玉米杆只露个穗穗，村子里也进了水，地势低的房子泡在水里，水深到大人的腰部。但是，对孩子们来说总是能找到自己的乐趣，纷纷拿出家中大箥箩放在街中水里，箥箩直径是一米五左右，农村磨完的面需放在大箥箩里用筛子筛，经过筛子筛的才可做面食了，而筛出的皮则是糠可用来喂猪，人坐在箥箩里面当小船划着玩，有的还从家里拿来大笊篱坐在箥箩里捞，运气好的话还真能捞上一寸长的小鱼。
不管发洪水还是闹虫灾，日子怎么苦，老百姓的日子总是要过的。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记得很小时候爷爷就给我做了个小背筐 ，是一种用细柳条编的斜背在肩的筐，闲来无事时农村人大都背着它在村里村外转游，为的是拾些牲口粪积攒起来，来年春天上到地里。我爷爷除了种地外还拉大锯，算个半个手艺人，就是把柳树截成薄板后烘干，烘干后的木板，主要是用于制做农村使用的箩，笼屉等生活日用品，这些都是农村老百姓过日子必可少的，在当年的农村大有市场，不愁销路。太爷爷闯关东未归，在爷爷一个人的辛勤努力下日子一天天好起来，盖了五间北屋，有一辆大车，和别人家伙着有一头牲口，土改时定了个中农成分。解放后，本来一家人过地挺平静的生活，但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奶奶在她四十左右时就去逝，后听说是痨病，也就是现在说的肺病，在那缺医少药的农村，得了这种病就根本没钱治，也治不好，在五十年代，肺病就等同现在的癌症。奶奶奶出殡的时候，父亲在外从军不能回来奔丧，由我这个当孙子的替父尽孝，在大人的指点下又是摔盆又是打幡，把奶奶送走了。
母亲自嫁到王家门后就默默地操持这个家，父亲参军前是小学老师，又是家中独苗，自小身体弱，要论干庄稼活，父亲还真不如母亲能干，所以地里的庄稼活就靠爷爷和母亲，母亲除了下地干农活外，还要照料一大家人的吃喝拉撒睡，伺侯婆婆的婆婆（也就是爷爷的娘），劳累了一天的母亲也不得休息，晚上还要强打精神神坐在织布机上，凑着微弱的小煤油灯织半宿的土布，织出土布即可解决自家人穿衣，多余的也可换得钱来补贴家中日常开销。在母亲的身上，我看到了了广大农村妇女那种勤劳朴实，淳朴善良，艰韧能干，吃苦耐劳的精神，和一个伟大母亲的形象，并深深地刻在我幼小的灵里。
我是在父亲参军后出生的，许是父亲对未曾朦面儿子的思念，也许是妻子对丈夫的思念的原因，在我三岁时母亲带我去过部队看望父亲，我依稀记得需展转数次，搭乘顺路的马车走近百里到定县火车站（现在的定州），然后乘坐火车到北京父亲部队的驻地，可能是在北京黄寺附近。由于自出生就没见过父亲，所以，见到自己的父亲也谈不上什么亲切感，反而对周围的一切充满好奇，第一次（也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喝部队食堂做的汤，是箥菜加藕片做的，我感觉这是世界上最香最好喝的汤，虽然已过去七十年，对那汤的美好记忆一直留存至今；看电影这在农村甭说看了，听也没听说过，在部队母亲第一次抱着我看电影，开演后看到活动的画面，以及喇叭发出的声音，当时就把我吓哭了，好好的一场电影搞得母亲也没看成，真是丢人献眼。
（大概是我两岁时和母亲的和影）
和母亲在部队小住后返回了我的老家，依然过着无忧无虑的童年生活。老家的房子一开始只有五间北房，后来在爷爷和母亲多年省吃俭用和辛苦努力下，又在北房南边相继盖起了冬屋和西屋，南边东侧是大门洞，西南角是茅房，一个典型的农家大院就完成了，大门冲东开，门洞的过道里放着自家大车（大车不是胶皮轱辘，是那种影视剧里出现的木制轱辘）。儿时最有意思的是制做滴滴筋（谐音），实际上就相当于现在孩子们玩的刺花。制做滴滴筋需要芒硝和木炭，这都难不倒我们。我们村地处盐碱地，村里房子的外墙上，距地面三十公分处都结了厚厚的白霜，白霜里面含有大量的芒硝，而木炭各家都有，我们先把从家里拿来的木炭捻成粉末状，然后把两种物质按一定比例混合在一起，均匀的撒在旧纸上，卷成比筷子细的条条，滴滴筋就做好了，这东西晚上放最好看，当夜幕降临后，村子里是一片黢黑，唯独孩子燃放滴滴筋发出耀眼的金星，映红孩子的脸庞，也映红了孩子们纯真灵，给死气沉沉的村庄带来了一缕生机。
一九五四年，我快六岁时离开了生我养我的这个冀中平原小村庄，跟随母亲来到北京通州炮兵第六师，与父亲共同生活在一起，开启了我十四年的部队大院生活。
